雷燕:政治寓言学的身体宣言
2011年01月18日 14:01:28    作者:佟玉洁   来源:艺术国际

 
《假如他们是女人》创作时间 2002

  政治寓言学的女性身体叙事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即通过建立视觉样式的空间话语效应传递女性主义的政治意图。然而,视觉样式的空间话语效应是否能够成为政治空间的统治者?虽然这多少带有挑衅性的质疑方式,但是最终通过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制造的政治寓言学的女性身体,从理论上解决了政治空间统治者的身份虚拟的权力话语。中国女艺术家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把中国长征时期的男性领袖人物,通过女性化的发际细节的处理,制造了性别身份误读的一起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权力话语方式,使男性领袖的身份成为了政治寓言学的女性身体。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通过性别身份的虚拟,建立起来的政治寓言学的身体宣言。如果说琼·里维埃尔的女性特质伪装说,旨在通过女性身体的女性气质,来掩饰自己希望拥有话语权力并让男性接受自己的话语权力,最终也只是一个被动的性别模仿行为。此时,女性性身份依然徘徊在父权制下的生理性别的二元对立上。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演论中的性身份主体的建构,在于社会性别带来性别表演的主动性,并成为政治寓言学的社会的立场。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表演是对一个仿制品的模仿。所谓仿制品是指性别本身的建构性,她是朱迪斯·巴特勒第一话语中的戏仿说。而性别表演中的性别模仿的是朱迪斯·巴特勒第二话语中的戏仿说。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是朱迪斯·巴特勒第二话语中的戏仿说。其中作品男性领袖人物的女性化,有两种政治解读。一是男性领袖人物的女性气质化,实际上是女性文化拿来之后的男性文化的多重意义的建立。二是通过男性领袖人物的女性身份化,颠覆男性权力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话语的霸权主义。完成“假如他们是女人”的权力话语建立的命题。

  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本来是参加2002年7月份,由北京长城空间艺术总监卢杰策划的“长征:一个行走的视觉展示”系列作品之一:《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艺术活动。作为策划人卢杰,邀请到了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朱迪·芝加哥来到中国云南省的泸沽湖。中外艺术家几十人与中国历史母权制的区域文化建立对话机制,同时创作了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当代艺术作品。云南省的泸沽湖,是中国母系社会保留最久的一个村落文化。泸沽湖居住着古老的摩梭人。而摩梭人以女性为主体的走婚制,成为这里最活跃的也是最古朴的民风。走婚的摩梭男性很像这里的客人,他们有在女孩家过夜的权力以及第二天的离去的自由,而女性永远占有一夜情以及生下孩子的母性绝对权威性。母性的家长制,在泸沽湖不仅仅是母职价值的体现,也是公共权力话语的占有者。在当地有一种说法:母掌礼仪舅掌财。显然女主外男主内。大家庭的男性听从女性安排与调谴。当然,走婚制为女性带来生育的问题,而生下来的孩子没有父亲。此时,由母亲移交孩子的舅舅抚育,女性权力话语的主动性,成为了泸沽湖中国母系社会另类形式:即女人统治的世界。

  切着“女人统治的世界”这个主题,卢杰把与泸沽湖区域性文化的对话,也作为了的当代艺术主题,并且加了个“如果”二字。最终的主题成为了“如果女人统治世界”。毕竟是一个男性策展人的一次政治冒险,使得艺术主题有了一个男女两性都能接受的温和而迂回的预设。正如 “如果女人统治世界”命题中的谨慎与妄想,恰恰道出了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提供权力话语空间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女性处在权力的真空的状态,女性主义艺术通过视觉呈现女性权力话语,也只能在身份的虚拟中成为公共权力话语的占有者。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直接挪用了历史资源,将男性领袖人物的性别身份进行女性化的设计,使女性的性别身份,成为了视觉形态的权力话语的统治者。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让女性从父权制下的女性私人领域的政治命题中,走进了公共领域的政治视野。让自己作品人物设计,成为政治寓言的女性身体。中国女艺术家雷燕已经具有了通过艺术分享权力与权力的影响力的政治谋略。正像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家梅·史蒂文斯所说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既然性别是一种文化的建构,那么他(她)同样也是一种权力的建构。而政治的权力既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个人的权力的生产,来自于公共领域话语运作过程。而公共权力离不开个人权力的介入与开发。那种父权制中的个人权力,抹杀的女性公共领域介入的能力,并统治了几前年的女性身体,使女性远离公共领域,成为父权话语霸权主义下的性别压迫的对象。女性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与公共领域中的父权话语的霸权主义的进行博弈。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演论中性别的建构性,带来了性身份的多元化,为女性政治权力话语的建立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女艺术家的文化实践,也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政治行动。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就是最好的女性主义艺术政治实践的注脚。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实践的最好的论据。

  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简·弗里德曼在她的《女权主义》一书中说:

  只有女性才能担纲开辟通向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之路的重任。这条道路拓宽了先前狭窄的政治疆域,进而挑战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在理论层面上,女权主义分析了政治的“公共”领域是如何影响女性的私人生活,对于所谓私人领域中的权力关系如何制造压迫与统治状态亦有分析。在实践层面,女权主义者指出,在男性长期主宰的主流机构政治外部,通过开拓并积极参与政治行动,女性还挑战了政治的传统定义,由此不难看出,女性挑战了“官方”政治与“非官方”的政治界限。(1)

  简·弗里德曼在这句话里提到了“官方”政治与“非官方”政治的界限。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媒介方式属于非官方政治。而非官方政治是人们与生俱来的的一种权力。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通过个人权力话语挑战公共权力话语,成为个人权力话语的侵入者,最终通过自己的艺术变成公共权力话语的实施者与占有者。实践了女权话语的政治宣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把 “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艺术命题,放到母权制的泸沽湖,是否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女性主义艺术的一次深入的探讨?正像策展人卢杰所期望的那样:

  艺术家们深入当地的社区并与群众就当下被定义的“当代”和“艺术”的概念进行深入地探讨和辩论。

  发生在泸沽湖“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艺术命题的探讨与辩论,最终成为当代与艺术的概念的某种契合。同时也是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一次关于女性主义性别话题具有社会纬度的探讨与辩论。作为“如果女人统治世界”命题的制定者之一的朱迪·芝加哥,是一个非常成熟与成功的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泸沽湖行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和朱迪·芝加哥在泸沽湖的对话”。朱迪·芝加哥作为异域的女性主义艺术家,成名并且成功于美国上个世纪50、60年代,她的作品《晚宴》,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艺术的标识性的作品。泸沽湖“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艺术命题,依然沿用了朱迪·芝加哥当代女性主义艺术性别政治的思路。作为性别政治的中国女艺术家作品的最后呈现,就是和朱迪·芝加哥对话的结果。但是中国女艺术家的作品与朱迪·芝加哥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雷燕的图像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文化资源皆为中国政治敏感的话题。雷燕既是一次艺术的冒险,也是一种政治权力话语的呈现方式。《假如他们是女人》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男性性别身份的轻松而又调侃的置换,所呈现出的女性气质,使性别的表演性传递出了文化多元的解读。被称为姊妹篇的雷燕的另一幅图像作品《假如长征是女权运动》,女性性别身份的强调,更凸显女性的政治权力的话语。画面的主体是女红军战士的集体肖像,背景是正在行进的女红军战士。性别文化的认同感在这幅作品中突出了权力的集体有意识。作品中“长征”的概念只作为文化的转喻,附加到女权运动上,更加凸显女权运动的坚定与艰难。当代社会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女性在参政议政上,在就业等方面,女性的权力的话语空间非常小。可见,女性的权力话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文化遭遇,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文化相遇,即便是重合的也只能是两条线的并行,不可能一模一样。“女人统治世界”母权制的泸沽湖,与“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化认同的艺术创作,是两个概念下的文化事件。在女权制的文化场域实现文化的对接实际上是一种妄想。但是中国女艺术家的文化思考,通过艺术图式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质疑的智慧与勇气,成为文化自身革命的见证人。朱迪·芝加哥在给中国女艺术家雷燕的信中说:

  感谢您在泸沽湖参与“如果女人统治世界”这个方案。我由衷地感谢你们同我一起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使我们能共同实现这个方案。

 
《假如长征是女权运动》创作时间 2002#p#副标题#e#

  这真是一个具有跨文化的挑战性的任务。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虽然存在着语言沟通的困难,但我认为我们确实做的很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提高妇女的合作能力这个高度上互相联系、沟通。

  虽然我离开了泸沽湖,但是我把我的体验留在了那里(包括和摩梭妇女的交流),总结出那里并不是妇女的理想国(生活对摩梭妇女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我们一起从事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总的来说,我再一次感谢你们参加 “和朱迪·芝加哥在泸沽湖的对话” 的活动,祝你们一切都好。

  朱迪·芝加哥在给雷燕的信中提到“那里(泸沽湖)并不是妇女的理想国”。所谓“女人统治世界”的泸沽湖,在封建制度盛行的时代,相对性自由的女性的权力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今天泸沽湖的摩梭人生活在在异性恋的性契约中,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依然体现在男女的家庭分工和社会的分工上。而摩梭人女性为主体的走婚制正在淡出。自然,母权制的摩梭人村落文化的气场也在消失。因此作为策展人的卢杰“如果女人统治世界”的命题,也只能是一个男权社会模式运作下的一个艺术的乌托邦的畅想。还是中国女艺术家雷燕清醒。她在给朱迪·芝加哥的回信中说: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历来都不是建立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上,而是在男权社会的模式下完成的,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女权运动。今天,中国的妇女在婚姻、教育、就业、参政议政等现实形式中几乎与中国男性没有什么不同,这似乎可以证明妇女解放运动的胜利。但这种解放的事实,是男权社会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的,并不是基于妇女自身对传统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认识而改变的。因此,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封建斗争中的新女性,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的“半边天”,都是以掩盖女性身份来证明她们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形象,以换取社会的认可。她们在战争年代与男人一样流血、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男人同工同酬、参政议政,同时还受父权制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充当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双重的压力,使大多数妇女陷入了另一种困惑。而代表男权社会话语的妇女组织,又使更多的妇女习惯于男权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承担着实际与本性不相符的重担,她们在男性的话语中失去自我,这也就是今天中国女性主义面对的基本现实。

  通过男权模式的机械反映论呈现我们的现实问题,几乎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哪怕是最微弱的力量,也要颠覆男权模式的机械反映论。在雷燕的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中,作为画面人物之一的作者,手执望远镜探视着已经女性化的长征时期的男性领袖人物。时空的错置与并构,作为个人政治的双重的介入,第一,男性领袖人物的女性化的身份的虚拟,由艺术家的雷燕本人完成了作为影像媒介政治图式;第二,作为女艺术家身份的政治图谋让自己进入自己虚拟的空间,在自己举镜的刹那,让自己成为凝视政治的生产者。改变了女性被看的男性视觉权力的运作模式。雷燕的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和《假如长征是女权运动》,以一个女艺术家主体身份的视觉权力运作模式下的个人政治介入法,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了公共权力话语下的女性主义艺术的身体宣言,完成了一个艺术主体对历史与现实的追问。

  如果说前话语的母权体系包括了原始社会的母权制中的母系社会,那么后母权制社会是否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由长征空间卢杰在母权制社会遗迹的云南的泸沽湖,作了一个主题为“如果女人统治世界——与朱迪·芝加哥在泸沽湖的对话”的艺术行为。而这种艺术行为有一种乌托邦幻想色彩的后母权制话语秩序建立的企图。把后母权制艺术话语的生产,放到了一个前母权制的发生地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前母权制的泸沽湖摩梭人,以女性为主体的母系社会的村落文化实行的走婚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母权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虽然不是今天泸沽湖摩梭人生活的主流,但是,与前母权制文化的纠结是母权意识的发现与延续。如何将母权意识形成的历史话语,转换为当代生活的艺术语境?我们可以在策展人艺术命题中发现两个不自信。一是主题利用“如果”二字做了一个假设,实际上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当代生活依然是男权制话语统治的世界。二是副标题为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家艺术家朱迪·芝加哥的在场并与之建立起来的对话机制。如果朱迪·芝加哥不在场,中国女权主义艺术就不会生产出来。实际上策展人低估了中国女艺术家的创作的主体性的艺术思考。雷燕的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重新整合了作为中国红军长征时候男性领袖的文化身体,通过发式细节处理的女性化,完成了一个“假设”的女权话语的一个命题。最重要的是雷燕把个人的权力话语转化为公共的权力话语。女性进入公共的权力话语在当代生活中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实生活却有诸多的遗憾。对于女性来说,当代生活中公共的权力话语是一件政治的奢侈品。至少在政府工作部门女性的政治的决策者鲜为人见。或许女性的公共的权力话语仅留在艺术的想象中,留在理论研究的晦色的文字里。重要的艺术家特别是女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建立一种权力的机制。权力与机制的关系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通过自己的知识结构建立一种图像的认知方式。而图像的政治想象与道德想象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是艺术家认定的真理存在的方式。福柯说:

  我试图把权力的机制与两个方面连接起来:一方面是为权力划定范围的权利的规则;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权力生产和发送的真理的效应,这种真理的效应反过来又再生产权力。于是我们的到了一个三角:权力、权利、真理。……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的话语的时候,执行了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或者什么样的权力形态倾向于产生在我们社会具备潜在效应的真理的话语?(2)

  艺术家雷燕的作品《假如他们是女人》,其中男性的领袖人物设定为女性,这种权力话语的变更,不仅让雷燕的艺术进入了女性主义艺术的范畴,而且通过艺术权力话语生产出的真理效应,这种真理效应的扩散十分重要。因为,真理的建立从个人经验出发,并且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集体诉求的一种隐喻。正像福柯把真理看成是真理的游戏。真理总是悖论形式呈现出来。就像雷燕的作品,已经女性化了的男性领袖人物出场的身份,是对历史概念中的男性领袖人物的消解。对于福柯来说,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只给了艺术家文本话语的一种权力。比起几千年的西方艺术史控制在男权话语中的文本,女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权力话语呈现真理的形式,是她们政治寓言化了的女性身体塑造的开始。我们同样可以称它为真理的文本。

  参考文献

  (1)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37页;

  (2)李银河,《福柯与性》,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137页。

  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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