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三次“对话”
2009年02月17日 21:40:12    作者:蓝庆伟   来源:艺术国际

 

  3.展览进入中国美术馆

  自1988年4月起至9月22日止,以高名潞为首的筹委会与中国美术馆经过近6个月的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大年三十开展。然而在最后中国美术馆向筹委会提出三个条件:(1)不许有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2)不许有黄色淫秽作品;(3)不许有行为艺术。对于这些条件,作为筹委会负责人的高名潞在《疯狂的一九八九》一文中写道:“当时,我很不情愿接受第三项,但考虑到展览的整体,于是答应并提出‘行为艺术’将以图片形式展览。”

  为艺术事实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现象,不让进美术馆本身是荒唐的,这不是筹委会的初衷,是筹委会的妥协。

  从策展到开展,除了关于“现代”标准的确立外,筹委们之间的商讨从未超出展览工作的范围,也从未真正的就展览思想做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我以为如果是现代展,它就必须带有前卫性,展览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主动出发而不是被动总结。这种主动出击并不是凭空设想一种势头,而是把握一种具有萌芽状态的东西。从高名潞与中国美术馆谈了时间、条件后,诸如离展出只有5个月的时间,不许行为和性意识作品参展等,我已经觉得实现前卫性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内心尽管很矛盾,但既然参加了筹委会,对社会就负一定责任,这使我在整个展览过程中都处于一种骑虎难下和左右为难的境地中。

  无法实现前卫性,展览的意义就只剩下面对社会了……就这种意义上说,展览便有了一个切实的角度,我内心的战场也开始转向社会。所以,我一开始就不太在乎展览中个别作品和细节,而是企图造就一种气氛,一种与以往所有一般观众看到的展览不同的新鲜感和刺激感。当几十年的文化传统和展览造就了整整几代人的审美趣味时,强调刺激远比强调所谓“学术性”更具有现实意义……在中国,这种审美趣味背后是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乃至文化习惯的强大约束力,没有很强的刺激力实在难以出动这种文化习惯的惰性。[ix]

  作为负责展馆布置设计的粟宪庭的这种心理代表了很多艺术家们的心态,毕竟在非常的困境之中获得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给这批艺术家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而展览负责人高名潞在坎坷地寻找场地的过程中,处处的碰壁越发显得中国美术馆的弥足珍贵。中国美术馆不许有行为艺术的规定让包括高名潞在内的筹委会和艺术家背上了“被招安”的“臭名”,然而这种妥协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好此次来之不易的展览,这是一次集体意识的行为。

  粟宪庭等人在争得展地的前提下,采用更为隐蔽的方法去争得他们应得的“学术”价值与前卫思想,但是由于没有与所有筹展人尤其是高名潞保持操作上的一致(或许是无法达成一致,此时的高名潞已经从完全站在艺术家的角度转换成介于艺术家与美术馆的中介人身份。当然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展览),使得在展览过程中出现展览负责人失控的事情,同时也为展览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3. 展览布置

  栗宪庭作为展厅负责人,在谈到展览设计时写道:“在展览布置上,波普、装置这些非传统绘画样式集中于第一展厅;二楼中厅强调一种宗教式的崇高气氛。二楼两厅把关注理性,荒诞感的倾向集于一厅,强调‘冷’二楼东厅则强调情感表现的‘热’这三个厅的布局主要是对’85以来新潮美术基本倾向的概括,三楼中厅的水墨画也是近十年出现的典型样式。在展厅布置设计上,我强调‘强烈’。”[x]

  当那些艺术权威和高雅之士在指责新潮艺术时,想没想过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而现代艺术展又是在怎样的缺乏资金和时间等条件下进行的?但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新潮艺术和现代展保持了某种生命的活力。这是什么时候我都不会犹豫的基本准则。[xi]

  在谈到美术馆禁止的行为艺术参展时,粟宪庭表明了他当时的态度:“关于行为艺术,我曾在下面应允他们搞,如康木的步行计划,张念的孵蛋。而王德仁的撒避孕套的行为,作为一种亵渎,我以为模仿了杜尚的小便池,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在性问题上非常敏感的国家,避孕套作为行为的语言核心,十分容易引起它的歧义而转移它的内涵。因此,我曾写信劝王德仁改变方案或做一些处理。我没有和任何其他筹委商量而应允,是因为这样才有隐蔽性,才能完成.展览不是我们筹委会自己的私人作品,它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审美观的改变。”[xii] 如此的“自供状”可以作为开幕当天部分筹展人眼中“展览混乱”的回答。关于卖虾、洗脚、抛撒避孕套、孵蛋等行为艺术的出现,高、栗两人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说,这种试图将现代艺术展统一在自己个人风格和印记之中的野心,并非王德仁一人所有,现代艺术展的热烈、膨胀不是因为作品拥挤,而主要是由于艺术家多年被压抑的心理与欲望,一朝有机会则试图喷发在中国美术馆里。”(高)“……我们不能等待群众一切都能接受才给予他们,实际上从来的新事物都是一少部分人强加给大多数人,然后大多数人才慢慢适应,于是又形成新的习惯势力。历史总是这样无休止地重复这种循环。”(粟)

  然而,随之而来的“枪击事件”似乎把本来就在浪尖上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抛向了更高一层,展览以放假名义停展四天。展览的第二天,作为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对展览第一天停展情况给予了介绍与说明,他的陈述让我们读到了筹展负责人的辛酸,艺术家和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坎坷,以及一种历史的定格:“但为了大局,个人的行动必须符合整体的利益,个人的非理性必须服从整体的理性。我又极力强调,我决不允许任何人使这个奋斗了三年而得之不易的展览在没有充分实现其目标的情况下毁灭。作为前卫艺术家,我们不应对这个展览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民起义的冲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将是长期和艰巨的。必须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可能以一次展览而获得全部目的,要有韧性,我们还要争取有第二次,第三次……我们不能重复‘星星画会’画家们的命运,永远移居海外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停止,而没有留下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的艺术作品。我们的批评是严厉的,包括打枪事件。尽管我心中清楚也高兴它给展览带来的媒体宣传上的影响,但我不能鼓励这种无序与非理性的事件盲目的发展。”[xiii]

  “尤其没有预料到的两声枪响产生的强烈的效果,让我兴奋,唐、肖事先没有给我打招呼,这保持了一种很好的隐蔽性,而正是这种隐蔽性才使它在突然爆发时产生震撼力。当时,我还不知道枪声的具体情况,但这与我的心态是一致的,我立即意识到枪声把握了一种最敏感的社会心态……被压抑过久之后希望宣泄的心态。当时,筹委会成员都急坏了,关于关闭展览的第二天即春节,召集所有在京的参展作者开会。因为在枪响后,我与其他筹委之间有了很大的心理距离,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据说这次会议上,筹委对主要艺术家进行了很多不客气的训话。其实,整个展览过程中,一些展览批评家对艺术家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我无法忍受的,仿佛展览是批评家恩赐给艺术家的一次进入‘历史’的机会。一些筹委批评家所以对在展览上恶作剧的行为气急败坏,就是太把这次展览看成是一次历史性的举动了。其实,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展览,早已在新潮的初期的群体展览时已经发生,当在美术馆重新以总结回顾性的面貌出现时,那种原发性的历史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就在于它对历史产生的影响。”[xiv]

  上面的两段话,似乎更多的是在唱“对台戏”,但稍加留意,我们便能找出其中的原因。从展览分工来看,筹委会总负责人高名潞所面对的更多的是中国美术馆等官方机构对大展的压力,展览的策划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展览的夭折,况且是经历了如此长时间准备的展览,不是说长时间的实践“磨平”了他们对现代艺术的初始之情,而是面对种种的来之不易所产生的珍惜之情;栗宪庭除了本身的原因之外,他所面对的群体是艺术家,种种的好的“艺术”方案总是在“折磨”着他,面对中国美术馆等的限制,无疑,愤怒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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