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星
2014年10月15日 16:10:08    作者:臧红花   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民刊《今天》  1978年创刊

1979年10月1日  王克平高举标语在游行队伍中

1979年9月27日 “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举行

  缘起:

  十年前,作为一个电影专业的毕业生,我开始跟随温普林先生整理和研究他集三十年之功建立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这期间,我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艺术家的作品,并观看了温普林先生记录、见证和参与的关于当代艺术的影像资料,影像中记录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现场和艺术家,在我这样一个电影人眼中第一次感受到当代艺术的震撼力量,并且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部逐渐清晰、异常生动的影像艺术史。之后,我参与了关于89现代艺术展的纪录影片《七宗罪》的后期拍摄编辑,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和艺术家鲜活的个性令我再次感受到真实的影像魅力。后来,我自己也拿起了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宋庄,独立拍摄了关于宋庄艺术生态的纪录影片《玲珑塔》,一系列的工作实践日渐明确了我个人对于当代艺术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读解方式。以人物、事件和打动我的历史瞬间为线索,以电影故事的叙述方式,突破圈子话语,希望当代艺术能够被更广泛的人群所认知。

  现代艺术、前卫艺术、当代艺术

  什么是当代艺术?艺术界争论不休,迄今难有定论。纵观三十年来艺术的发展历程,在当代艺术之前曾以“前卫艺术”著称,而“前卫艺术”之前则被称之为“现代艺术”。1979年星星画会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端。1979—1989十年间,中国的现代艺术告别了毛时代的工具主义,开始追求与世界现代艺术潮流相融合。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同时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艺术家的反叛,他们竖起了前卫艺术的大旗,表达了永不掉头的姿态。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理论盛行,艺术界对于“前卫艺术”的提法也不再有新鲜感了。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同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中性的词汇“当代艺术”。

  高名潞先生成立了“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所”,表达了他对自80年代前后的现代艺术的崛起直至当下的艺术现状的一种视野和关怀。而在80年代一直力推“政治波普”的栗宪庭先生则提出“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观点,强调艺术要有针对性,艺术家的表达始终要紧扣当下。温普林先生的“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则一直坚持前卫精神,他认为“艺术史首先是精神史”。

  纵观三十年艺术史,现代艺术始终处于社会变革的前沿。虽然现代艺术运动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不断地拓展着当代中国人自由精神的疆界,同时也开启了现代艺术史的绚烂画卷,1979年的星星画会无疑是这部长卷的开篇,也是打动我的第一个瞬间。

  《今天》与星星画会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时代,迎来了以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主义时代。毛的时代终结,邓的时代开始了。这种政治风向也直接影响到文化艺术界,一批文艺青年开始尝试卸下政治工具的包袱,追求自由表达的可能。他们凑在一起读禁书看禁片儿,相互传递着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小道儿消息。当时也是民刊最为活跃的时期,《今天》杂志在众多民刊中是出类拔萃的,它以诗歌、艺术随想、读书心得为主要内容。诗歌作为最早自由精神的载体,使得诗人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启蒙的先声。《今天》旗下的诗人和画家们从不掩饰诗人食指对他们的影响,“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火车”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集体记忆。徐晓女士是《今天》杂志主创周郿英先生的夫人,也是当年的杂志编辑。从她那里得到一本她参与的编辑的《沉沦的圣殿》,其中有大量《今天》杂志和星星画会的详实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当时《今天》杂志的主编北岛先生在其中有过这样的一段叙述:“《今天》不光是一个文学运动,实际上它还包括摄影和美术,我们当时的“四月影会”,就是一个民间摄影团体。另外在《今天》中,后来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黄锐、马德升实际上都是《今天》成员,后来有曲磊磊、王克平。”有了《今天》的结缘,星星诞生了。

  时隔三十年,我见到星星画会主要成员曲磊磊先生,几番深谈,这位前辈大哥跟我讲述了他所参与的“星星美展”以及关于星星画会的故事,生动还原了那次事件和那个时代。他对我说:“1976年是个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多事,文革结束,唐山大地震,毛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感觉,要变了,怎么变?不知道。文革结束,人们都怀着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一直等到那个劲儿快凉下来了,直到最后批判两个凡是。那时候,人们的情绪已经压抑不住了,78年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也出现了各种政治性刊物和文学刊物,一个人的感觉跟这种整体意识是差不多的。”尽管政治形势尚不明确,但是整个社会都需要释放和宣泄,艺术家们也在寻求着自由表达的空间。

  星星美展

  1978年的一天,在京城的一个四合院中,《今天》杂志编辑部如同聚义厅一般,北岛、杨炼、江河、马德升、黄锐、阿城、曲磊磊等文艺界各路豪杰聚集在了一起。恰好黄锐和马德升、阿城正商量一起做画展,曲磊磊在诗人食指的推荐下,也加入了进来。后来,经曲磊磊推荐,做木雕的王克平也加入进来,由黄锐、马德升、阿城发起,加上王克平、曲磊磊等五人成为星星画会的核心成员,在他们的感召下,陆续有成员加人进来,薄云(李永存)、严力、毛栗子等,虽然画风并不一样,但是多年的压抑和渴望解放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彼此都能找到认同感,那就是“一定要有点儿新的东西”,王克平明确表达“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曲磊磊先生也多次提到当时对他们影响较大的西方艺术家是毕加索、马蒂斯、珂勒惠支、比亚兹莱等等。随着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复归,曲磊磊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山海经”和“楚辞”。

  总之,无论灵感来自何方,他们的共同追求就是自由精神的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的突破。

  1979年的夏初,“星星”已经壮大到约二十几人的规模,他们开始准备办展览。发起人黄锐和马德升一再去找时任北京市美协主席的刘迅申请展览场地,结果被以展期已满为由婉拒。大家都觉得不能再等了,有人提议露天办展,经讨论基本通过,最终场地定在美术馆外的小花园,有现成可以挂画的栅栏,又是中心地带,大家一拍即合。地点定了,接着定日期。那一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却没有大庆。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国庆节前,9月27号,布展挂画,明确了分工之后就分头行动,有负责挂画的,有负责募捐的、贴海报的,还有人负责维持秩序。这时,以星星画会成员为主,其他的民刊组织也有成员加入。

  1979年9月27日

  早晨7点钟,美术馆院外,大家如期开始挂画、募捐,人越聚越多,王克平在回忆文章“星星往事”中有详细描述:“1979年9月27日,“星星美展”的第一天。四十来米的铁栅栏整齐地挂满了二十三位艺术家的一百五十余幅(件)油画、水墨画、钢笔画、木刻、木雕。一些大的木雕摆在地上,还有一些画挂在了树上。《今天》的诗人配了些短诗,也排在画旁。小小的展地,顿时让人感到自由畅快。艺术展品的风格与展览的方式,呈现一种强烈的反抗性。”

  1979年9月28日

  参观的人更加多了起来,气氛也慢慢紧张了起来。警察以展览未经批准等理由进行干涉,并带走了黄锐和马德升。但是展览本身却受到了业界知名人士,如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江丰及美院师生们的支持和鼓励,也为第二次星星美展的举办埋下了伏笔。

  1979年9月29号日

  “星星美展”被取缔,这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第一次遭到封展。晚上,星星核心成员与其他参与展览的民刊负责人徐文立(“四五论坛”负责人)、刘青(“北京之春”负责人)等召开会议。会议由徐文立、刘青主持,他们说:“我们现在的民主运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场必胜的仗,就看你们打不打!”会议讨论了具体措施,给北京市委写信,发最后通牒:艺术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干涉和压制,我们要求给星星美展重新展出,如果没有答复,将在10月1日国庆节的10点钟,在西单民主墙集会,之后游行到北京市委请愿。

  关于游行,大家看法不一。

  黄锐不同意,他说:“我们是艺术活动,不能卷入政治。”

  阿城说:“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工人出身的马德升比较激进:“游他妈的!”

  王克平和曲磊磊都表示愿意游行。

  今天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黄锐,当年却是追求纯粹艺术理想的青年,他认为艺术还是应该以作品取胜。阿城的父亲是电影界泰斗钟惦棐,文革被整得很惨,他不想再给家庭带来任何麻烦,他当时的态度也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曲磊磊的父亲曲波则是红色经典《林海雪原》的作者,王克平的父亲是当时天津文联主席,就连跟着他们一起玩儿的小兄弟艾未未的父亲也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艾青。星星画会成员的父辈几乎都是文化官员,他们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他们的血液里不乏革命的基因,而他们获得的信息和西方各种思潮的渠道远比当时一般年轻人要快速和广泛的多,因而也具有了一般年轻人所不具备的胆识和眼界,而马德升的身上则更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情。

  最终,会议通过了在限定时间内(10月1日10点前)得不到答复就集会游行的决定,并起草了《联合公告》,气氛有些悲壮。

  1979年9月30日

  《联合公告》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市委派人谈判提出折衷的解决方案,由于态度并不真诚,被大家回绝。下午会议制定了游行路线和口号。在徐文立的授意下,王克平写下了“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的标语。

  1979年10月1日

  由于连夜散发了消息,来了好多人。9点整在西单民主墙,集会开始。“星星往事”里王克平回忆道:“9点15分,徐文立站在高处,宣布集会游行开始。有五、六百人围拢过来。马德升代表“星星”发表讲演,黄锐宣读了“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起诉书。接着徐文立、吕朴代表民刊发表演说。会场群情激昂,不时掌声雷动。”

  黄锐虽然开始不同意游行,但一旦开始行动他便挺身而出,并当场宣读起诉书:“我们的露天美展被东直门分局给粗暴的禁止了,我们要求给艺术家正义和自由!”

  大家推举马德升作为星星代表讲话。曲磊磊先生绘声绘色的讲述详细再现了那天的情境:“老马拄着拐,往那儿一站,脸色苍白,特严肃,拍着胸脯说道:“公民们!”然后一挥手,“同胞们!”就像《列宁在十月》似的。“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国的生日!虽然她千疮百孔,但是她美丽的身躯……”讲得很激动人心,讲话完毕,刘青宣布:按照原定议程,现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游行开始!”

  游行队伍一路高歌猛进,并打出了“维护宪法游行”的口号,马德升拄着双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几百张传单漫天飞舞,迅速聚集了成百上千人。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艺术家发起的对政府的请愿活动。

  当游行队伍走到六部口时,据曲磊磊回忆:“我眼睛都没怎么聚焦,白花花的一片,那时警察都是白制服,两三道防线把长安街整个给截住了。可是,再回头一看,就剩二十来人了。“哗”的一下子人都散到了路边。”

  此刻,游行队伍停了下来与警察对峙。游行代表与警方谈判回来说道:“警察同志规定不能走中南海前面,所以我们按照警察的规定绕道走前三门大街,从正义路那边到达北京市委。”

  按照警察指引的路线,游行队伍竟然到达了北京市委大院,大家站在院子里等待回复,同时派代表进去谈判,芒克带头唱起了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由于那天是假期,市委大楼只有值班人员,市委没有代表出来对话,大家也认为已经达到了抗议示威的目的,没有必要继续等待。于是,徐立文宣布游行结束。

  这也成了1949年以来自由艺术家和诗人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游行。

  星星十年

  1989年1月,在澳大利亚使馆文化参赞周思家中举办了一个PARTY,晚会的主角是当年星星画会的主要成员们,有王克平、芒克、薄云等人,他们为后来加入星星画会的几位年轻艺术家饯行,他们即将远赴澳洲。其实,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星星画会的成员们陆续移居海外,这次重聚是为了“星星十年”美展,为此还印制了一本画册《星星十年》。扉页中有一句话十分醒目:当夜幕降临,星星将会再次闪耀天空……

  星星画会成员访谈摘录:

  曲磊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从某种角度说星星画展事件意义大于作品,但是它确实是把这个链条打破了。虽然很多作品不一定那么成熟,但是大家直接的表达了“艺术要自由”的宗旨,从星星画展的历史使命来说,他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也就在此。

  王克平:我想“星星”一个是创作上打破了以前的束缚,搞了很多新的形式,以前都是画工农兵或者苏式的东西或者传统的国画,突然有人开始搞新的东西,对于美术形式上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展览的方式,以前的展览都要美术家协会或者什么文化局的批准,但突然有一些人不经过党的领导,不经过任何批准,自己就展览,这种反抗性在整个社会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公安局把它取缔了,就是你没有经过批准就这么搞。我想艺术家总是要求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办法创作。艺术家既要有艺术形式的发展,还要有对创作环境,对自由有一种呼吁,这个不光在中国美术史上,文化史上都有很重要的一页。

  黄锐:那时,好像长夜以后,刚刚可以说几句话了,不像从前,你说话就被禁止,被扼杀。那时候只不过大家画点跟政治要求不一样的东西,拿出来,我们也没有想形成了一个事件。当时艺术的政治压力非常之大,但是不论结果会怎样,也仅仅是自己的一个表达,走了自己的路就不会再回头。

  马德升:地球已运行到全面反省的年代。中国人更有必要加深反省。如果一个民族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屈服、忍受和狂热地追随封建统治和个人崇拜于怯懦之中,那么就不能不说这个民族有了本质上的问题。

  “星星美展”的行动与作品的内涵不能不承认是这种反省的前端。也不得不承认在近些年来,有些中国人在反省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附:星星成员名单

  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钟阿城、黄锐、薄云、杨益平、毛栗子、朱金石、肖大元、周迈由、邵飞、严力、李爽、何宝森、张世琪、甘少诚、关乃炘等。

(本文部分内容由“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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