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振兴传统工艺的两个面向
2017年03月17日 10:03:37    作者:陈岸瑛 ​   来源:美术观察

 

新疆哈密乡村中的绣娘

  中国民俗学的创建,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在拓展至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同时,民俗学始终与文艺学保持着密切联系,由此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繁荣,也促进了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其他民间艺术门类的研究。〔1〕广义的“民间艺术”包含民间文学,但更多时候特指民间美术,与民艺、民间工艺、民间工艺美术等相近的术语并行。〔2〕不同的术语体现了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分类,但本文更关心的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价值预设。无论是民俗还是民艺,在其知识建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从“现代”出发重新理解“传统”的学术或政治企图。无论在民国还是在新中国,这些对传统的重新理解,都是带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这种革命性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区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看到为精英叙事所“遮蔽”的传统的另一面,更在于颠倒二者的位置,实现一切价值的重估。然而,从哲学上来说,将上与下简单地颠倒过来,并不意味着取消上下,有时反倒会加强二分,使原本并非对立的方面被描述为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遮蔽”。

  人们倾向于将民间艺术理解为独立于宫廷、文人艺术之外的一个边缘化、自生自灭、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的表征系统,并由此形成一套有关民艺风格的审美描述。有民俗学者指出,民间艺术不能完全从风格、审美的角度看待,而更涉及实用性、礼仪性的功能,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动态的实践相关联。尽管如此,一般的民俗学或民艺学表述,仍然容易诱导读者将民间艺术想象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这一想象,并不符合中国由来已久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更与唐宋以来日益活跃的阶层流动、生产协作与商品交换不能吻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常见于民间戏曲,渔樵耕读、马上封侯等题材大量出现在民间雕印中,都是民间文艺受主流价值观影响的直观印证。在中国古代,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与民间艺术,〔3〕无论是题材、工艺还是风格,都呈现出交融互渗的显著特征。相反,倒是民国以来的新式教育与社会变迁,加速了四民社会和雅俗文化关联体的解体。〔4〕

 设立在哈密市内的传统工艺工作站,成为哈密刺绣的一个重要展示窗口。

  在界定民间艺术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倾向,是将工与农区分开来,将农民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艺术活动视为民间艺术最典型的代表。张道一先生说:“自汉代以来,明显出现了以封建贵族为对象的宫廷艺术、以文人士大夫为对象的文人艺术、以佛教和道教为主的宗教艺术和以农民为主的民间艺术。这四种艺术并行发展,构成了社会艺术的主体。”又说,“以往的民间艺术……在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下,紧扣着生活的需要,即所谓‘劳者自歌’,使艺术自发地兴旺起来。自需自为,自生自灭。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层次”,也即:1. 业余性质的,如女红;2. 副业性质的,如农闲时的副业和游方艺人;3. 以此为职业的,即“作坊艺人,他们各有师承的专业,多是在城镇中居肆服务,或制作工艺品出售”。张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一些艺人来自民间,其作品未必是民间艺术,“作坊艺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民间艺术品,也可能是为文人或宫廷制作的”,其特性是由服务对象决定的。〔5〕由此不难推出,民俗学家心目中最典型的民间艺术是服务于农民的,且最好由农民而不是由居住在城镇中的职业工匠产生。 

 陕西澄城县刺绣技艺传承人武麦花向周边农村的老绣娘学艺,也带动了城乡妇女对刺绣的热爱。

  由制作者及服务对象来划分传统工艺的不同类型,比材质、工艺等其他分类方式更为合理,但是由此产生的画面和重点却可能因学科而异。例如,工艺美术史家研究的对象,便多半是职业工匠为宫廷、文人制作的产品。尚刚先生认为,传统工艺是社会等级制度的物质体现,官府的生产是时代的主导,设计和制作最为精良,民间产品常以官府为楷模,“甚至会违制僭越,制作与官府酷似的产品”;“在主流工艺美术之外,少数民间高档品的情况特殊,它们崇尚优雅隽永,专一表现士大夫情趣,时时显示出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品格”。他还特别指出:“工艺美术的生产中心往往在城市及其周边,这不仅因为那里作坊集中、能工巧匠荟萃,还因为城市都是商业的中心。商业对工艺美术的意义绝不限于销售,还能因此带来竞争,刺激造型、装饰、技术的不断翻新。”〔6〕

  “工艺美术史”与“民艺学”,二者从传统工艺中挑选出各自心仪的对象,并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柳宗悦认为“杂器”具有能与宫廷重器相媲美的“无心之美”,以此价值判断为依据,开创了民艺学的传统。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离不开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启蒙,但是,若以此为前提展开对民艺的史学研究,却有可能造成误判。事实上,民艺学所关注的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农民艺术,并不因为它们发生在乡村而与世隔绝。深受新文化运动精神影响的胡兰成(投敌卖国是另一回事),以才子的笔调描写了乡村与民间之美。他的描述有理想化的成分,却点出了乡土社会与礼乐教化的关系(例如,我们至今仍可在陕北农妇的刺绣中见出对婚丧生育如承大礼的敬意),以及因丝茶桐油而繁荣的胡村,如何因为与工商业、与天下相连,而使普通农人有了豁达、洒脱和岁月静好的贵气。 

 曹氏宣纸第27代传人曹建勤在小岭山头展示经过天然漂白的稻草

  蚕桑是江南农家最显著的副业,其繁荣多依赖交通与工商业发达的城镇。从农户收来的生丝,经城镇作坊的加工而行销天下,将财富与荣华带回乡村。以绫绢织造业闻名的浙江湖州双林镇,作为江南乡村经济的典型代表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陈学文在《明清时期双林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探索》一文中,对水网发达、士农工商汇聚、文教昌盛的双林镇如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做了生动详实的描述。〔7〕只可惜曾经的繁华早已烟消云散,双林镇与千千万万江南小镇一样,经历着粗放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阵痛。形如凤凰的水网被填平,仅余几座石桥与污水相伴,铺路石被搬到数十公里外的乌镇,建起了号称“东方威尼斯”的新水乡。

  走向复苏的善琏湖毛笔厂

  1956年,经公私合营成立的双林绫绢厂,以机器代替手工,鼎盛时期员工达数千人。1999年工厂破产,改制后规模大大缩减,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事实上,这个破败的小镇上越来越难看到本地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多数投奔更大的城市了。当地非遗保护部门试图重振绫绢厂,这一目标并非全然无法实现,但是想恢复桑蚕业往昔的荣光很难。传统工艺与它所服务的对象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这些材料工艺之外的无形部分,构成了它的审美特性与历史价值。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传统工艺被镶嵌到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新中国成立后,以城镇为中心的作坊手工艺,被纳入“工艺美术”和“轻工业”范畴,从商品经济走向计划经济,又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历经起落沉浮,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以乡村为据点的“民艺”,作为农牧业的一部分,随城乡二元结构、民工潮和空心村问题的形成,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困境,由此引发民艺学家“抢救性保护”的焦虑。  

双林绫绢厂内的操作车间

  工艺美术如何振兴,民艺如何复兴,不是单凭书斋中的研究就能解决的问题。本文仅限于指出,传统工艺中“工”与“农”两部分,在复兴与振兴之路上有必要区别对待。以城镇为中心的作坊手工艺,理应为新的城市生活服务,面向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形成新型的生产销售体系。民艺或乡土艺术复兴的前提,不是对逝去之物的无望追寻,而是以实际行动打破城乡二元对立,形成城乡统筹发展。〔8〕政府驱动的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以及社会自发形成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正展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9〕在黔东南,规模盛大的苗年不仅吸引了游客,也增加了民俗民艺的族群文化认同,而随着手工刺绣产业在城镇的聚集,山寨中的苗家妇女也有了在家就业的机会。文化部在哈密市设立的传统工艺工作站,通过雅昌文化集团引入上海等地的设计团队,为散布在村落中的维族绣娘带来了大批订单。在风光优美的环太湖经济圈,传统工艺正重新形成合乎自然规律的聚集,生态农业、手工业、文化地产与创意产业携手并进。

  我们同时也看到,为迎合批量化、标准化的大众旅游业需要,没有原住民、缺乏真实生活的仿古村镇还在全国各地大量复制,伪民俗和伪民艺仍然随处可见。所幸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民艺传人不是大熊猫,民俗民艺不可能在封闭的保护区中得到保存。民以食为天,缺乏合理的资源配置,乡村便不可能成为安居乐业的所在。乡村活力的恢复,依赖城市的繁荣与反哺。所幸,如今不仅乡村需要城市,城市更需要乡村。小小的乡村连着的是天下,乡村文化复兴的前提,是以创新开放的心态重建互补互惠的城乡关系。

  注释:

  〔1〕参见周大鸣《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钟敬文《民俗学对文艺学发展的作用》,《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吴天跃《“民间美术”概念的知识生成》,《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

  〔2〕参见张道一《中国民艺的现状与未来》,《美术观察》1997年第2期;张道一《民间美术的二分法》,《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版。

  〔3〕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分类法,其细节有待商榷。

  〔4〕参见冻国栋《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兼述唐中后期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暨南史学》2004年第3辑;吴擎华《民国初期知识分子与农村的疏离》,《文史杂志》2009年第1期。

  〔5〕张道一《中国文化传统与民艺层次》,《中国艺术报》2012年6月29日第008版。

  〔6〕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7〕陈学文《明清时期双林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探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另参见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8〕参见吕品田《衰落与蜕变—百年中国民间美术态势思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9〕参见金江波《地方重塑:非遗传承与乡村复兴》,《公共艺术》2016年第2期;张富利《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复兴》,《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李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今日浙江》2015年第24期。

作者简介

  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史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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