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可一:无效率万岁Viva La Inefficiency
2017年03月21日 11:03:05    作者:罗可一   来源:圆场Circus

  生存于一个以资本导向、自由市场驱使的现代社会景观当中,我们的所有行为活动看似都可以被二元论地归类于工作或休憩(leisure)当中。人们基础的社会身份,以及城市空间的初级功能属性,也源于并仍所属于这种基本的分类判断。如今被条约化地定义为基本人权之一的工作权(right to work),作为赋权性的诉求于19世纪初期为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水准而提出。之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引导的工作体制对于劳动者的异化(alienation)和价值榨取的批判性思考,使得劳动和工作成为了人们想要抗拒而又不得摆脱的充满挣扎感的概念。

 弗朗西谢克·库普卡(František Kupka)的《钻》(Drill, 1926)代表性地体现出未来主义(Futurism)者们对于当时欧洲工业机械化发展所带来的对于速度和效率革新的迷恋和赞颂。

  20世纪至今不同地域爆发性的经济繁盛以及革命性的科技进步,以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信念加快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塑造着一个效率至上和利益优先的生产体制和社会结构。艺术家,以及艺术生产,一种脱离了合同制度和工时制约的特殊职业,虽然难以置身事外地去完全脱离这种加速化的循环,但却一直竭力地向这种规范化的生产和消费的轮转;工作和休憩的划分;高效率指向的实践原则进行着发问、反思和挑战。

  错置的劳动和徒劳的努力

  将物质化的物件或抽象的概念进行在语境和上下文中转移是艺术家进行创作的一种普遍化的操作手法。  

桑迪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465名雇佣者》(465 Paid People,1999) 

桑迪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画廊推倒的一面墙,以60度倾斜并由5个人维持》(The Wall of a Gallery Pulled Out, Inclined 60 Degrees from the Ground and Sustained by 5 People,2000)

  桑迪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代表性的项目将纯粹的劳动雇佣关系挪移到了美术馆或画廊的白立方空间当中,被临时雇用的劳动者往往被要求执行一些没有目的性的或荒诞感的任务。其中在不同地域执行时不同的薪资条件以及突发的现场事件,也反映出在地性、社会性的劳动雇用现实。在《465名雇佣者》(465 Paid People,1999)中,艺术家雇用并支付墨西哥一家司仪模特公司提供465名特定人种和体型的人去填充满美术馆展览空间,但现实当中当地公司为了获取更多代理佣金找了很多不符合要求的人员,甚至包括当地学生和军人。《画廊推倒的一面墙,以60度倾斜并由5个人维持》(The Wall of a Gallery Pulled Out, Inclined 60 Degrees from the Ground and Sustained by 5 People,2000)如同作品标题所描述,5名雇佣者在5个工作日期间被要求在画廊内以身体共同维持一面墙的确切的倾斜状态,每人被支付65美元作为劳动报酬。

弗朗西斯·艾利斯(Francis Alÿs)《当信念移动山峰》(When Faith Moves Mountain,2002)

  弗朗西斯·艾利斯(Francis Alÿs)在利马(Lima)执行的《当信念移动山峰》(When Faith Moves Mountain,2002),由500名志愿者于一天当中将一座沙丘移动了几英尺,实践了“最大的努力,最小的成效”,更重要是当地人民在面对藤森(Fujimori)专制政府结束后带来的社会动乱时所体现出的集体主义团结姿态。《有时努力却无所获》(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1997)通过艺术家长距离地推运一块冰块演绎了一场形象化的徒劳。 

 弗朗西斯·艾利斯(Francis Alÿs)《有时努力却无所获》(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1997)(视频截图,点击图片播放视频)

林一林和皮勒维·塔卡拉(Pilvi Takala)通过对不同的工作环境进行干扰和介入来试图去探测和揭示运行系统中的规则和底线。

  林一林《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

皮勒维·塔卡拉(Pilvi Takala)《实习生》(The Trainee,2008)“2月28日在电梯中的一天”片段(视频截图,点击图片播放视频)

  前者的行为《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诞生于九十年代开始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繁荣和城市化的背景当中,艺术家在广州新城的主要干道上通过对砖头的不断挪动搭砌了一座移动中的墙,引起了数次的交通堵塞。 在后者的《实习生》(Trainee,2008)当中,艺术家以市场部实习生的身份在德勤(Deloitte)进行了一个月的工作,期间她以传统意义中懒惰、闲适的姿态和哲学开展着自己的“工作”,包括停留在电梯间中冥思、在没有配备电脑的工位上发呆,这些行为逐渐导致了其他工作人员的愈发严肃的质疑和投诉。

  引入歧途的工具和设计品

  作为设计而成的劳动工具,一直是代表和推动着人们生产效率的关键性配件(apparatus)。艺术家将这些以功能性和提升效率为使命的人造物进行入侵(hack)和改造,而造成反叛性和悖论式的无效成果。

 厉槟源《死了都要爱》,2012


杰雷米·哈奇森(Jeremy Hutchison)ERRATUM®,2012(视频截图,点击图片播放视频)

  厉槟源充满劳力和挑战体力限度的行为《死了都要爱》(2012),艺术家试图去以工具摧毁工具,以锤子去敲毁其余的161把锤子,力竭之后却总会有手中的一把剩余。杰雷米·哈奇森(Jeremy Hutchison)全球范围内地委托大型加工厂的工人去自主选择添加制作错误在他们日常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当中,使其丧尸原本的功能性,同时也赋予流水线的劳动者难得的自主权和创造力。

川上贤司(Kenji Kawakami)对于珍道具的介绍和演示(视频截图,点击图片播放视频)

  珍道具(Chindōgu)是由川上贤司(Kenji Kawakami)发明的一些列以“并非完全无用”(unuseless)的原则制造出的生活用品,它们看似是对一些日常问题巧妙的解决办法,但使用的同时往往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出更多的不便和障碍。

  带薪假期和游动协会

  除了针对于劳动行为的空间或语境挪移,以及对于劳动工具的失效化改造,更多的艺术家以更加全局化的视角去将艺术生产消费的循环作为反抗和批判的对象。艺术产业在愈发地融于到资本游戏规则当中的同时,也被描述为当下劳动报酬和工作量最不匹配的行业之一。在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下,艺术的生产是否过量或过快也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和讨论。

普拉门·德扬诺夫和斯维特兰娜·艾格(Plamen Dejanov & Swetlana Heger)《放假中》(On Holiday)

  普拉门·德扬诺夫和斯维特兰娜·艾格(Plamen Dejanov & Swetlana Heger)的《放假中》(On Holiday)项目,以逃避主义的方式将展览项目或创作的预算资金用来支付自己的假期远游,只在展览空间留下指明旅行假期的牌子,以极端的方式反对了艺术的商品价值和艺术生产当中资本的转换机制。 

 玛利亚·艾希霍恩(Maria Eichhorn)《5周,25天,175小时》,2016

  玛利亚·艾希霍恩(Maria Eichhorn)在《5周,25天,175小时》(2016)当中,将展览期间的画廊完全关闭,让画廊的工作人员放假但按时支付工资,强制性地将作为艺术生产环节中重要一环的展示和委托机构停止运转。相似于20世纪晚期的体制性批判性作品, 玛利亚·艾希霍恩的画廊关闭行为更加强调于赋予机构的所有人员一个对于自身职责和工作架构进行回顾和反思的自由时间。在九十年代欧洲大陆兴起的商业艺术(Business-art)运动当中,作为出版人的约格·施罗德(Jörg Schröder)在他的出版社楼上建立了比斯马克传媒(Bismarc Media),一个概念化的实体公司致力于不创造出任何价值或产品。

  被解放的时间协会于1995刊登于《政府公告报》(Journal Officiel)上的对于其组织目的的描述:去发展无生产性的时间,去反映自由的时间和一个没有工作的社会的构筑;为了让这些思想被人知晓,协会将会组织多样的公开集会、会议、出版物和庆祝性活动。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于1995年所宣言并成立的“被解放的时间协会”(L’Association des Temps Liberes)以更加激进地的乌托邦姿态去质疑资本主义话语内所定义的生产与消费、工作与自由时间、艺术创造与日常行为之间的界限。作为一个合法注册的组织, 皮埃尔·于热松散地与不同的艺术家集合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开展游动式的非生产(unproductive)项目。在1995年的《房屋或是家?》(House or Home?)中,参与艺术家计划购买未建造完成的房屋,添加自己的创造直至其完成,但未实体化地实现。1996年的《临时学校》(Temporary School)艺术家进驻到丹麦、瑞典和巴黎的学校当中,以他们自己编撰的充满想象力的叙述文本为教材进行3到4天的教学。

  被解放的时间协会的主张继承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国际情景主义(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运动中提出对于景观化社会和资本主义状态的抗拒。德波于1953年写于墙上的“永不工作”(Ne travaillez jamais)口号。

  所参与的艺术家所付出的这些脱离于资本链条当中的时间与行动,因为其瞬时性和移动性,而且鲜有任何视频记录或实体产出可以被展示或资本化,使这些项目逃离了体制内艺术生产的循环之中,成为一种自治主义的(autonomism)活动实践。但也可以辩驳地认为这些实验性的先锋项目从另一种渠道增加了这些参与艺术家在艺术界内的声望和社交资本,从而终是可以被资本转换的体制所吸收囊括。随着后工业时代的重新分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传播媒介的强化,人们似乎无时不刻地在进行着生产和消费;非物质(immaterial labor)或物质的劳动。去在解放的自由时间寻找一种替代性或抵抗性的“无效率”生产方式,或许才是不被效率和资本操纵和侵吞的一种有效方式。

  近年发生于中国和韩国的发呆比赛,既是娱乐化的冥想活动,也是快速运转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无效活动和慢速生活的需求和渴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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