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想象:日本及“满洲国”宣传图像中的长城
2017年03月21日 14:03:51    作者:吴雪杉   来源:豆瓣

  中国万里长城的修建经历过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它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却是在现代被建立起来的[1]。长城现代意义生成所面对的主要历史情境是长达14年的中日战争[2]。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如何一步步将长城确立为自身民族国家形象的标志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讨论,而战争的另一方,也就是日本,是如何理解中国的长城,又利用长城制作了哪些图像?这方面的问题还未有学者触及。对于长城现代意义的理解,日本及伪满洲国方面的情况亦是一个不应该忽略的面向,因为长城现代意义的建构,本身就是在一个世界性的背景里发生的。

  一、虚构的长城“国境”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名为《天国与地狱》(1932)的彩色宣传画,经常作为日本战时宣传画的典型作品被学者讨论[3]。画分三栏。最上一栏笼罩在暗淡的底色中,士兵正在屠杀平民,中间有“万里长城”把画面分为左右两边,左侧有文字说明:“三民丑鬼,越境扰民”,右边写“军阀横暴,良民水深火热之苦”,试图说明中国东北民众在国民党到来后过着悲惨的生活,长城两侧的太阳都为此而哭泣。中间一栏有了改变,右侧城楼由青天白日旗换成五色旗,城市开始重建,用文字描述就是“民族奋起,建设理想国”,国民党士兵被驱逐到长城左侧,以表达“乱党暴贼,四散八离”。于是右侧的太阳张开笑脸,而左侧继续流泪。最下栏是第三幅,右侧城楼匾额上是“大满洲国”,民众高举五色旗,巨大的太阳笑脸下写着“安居乐业,满洲国万万岁”;长城左侧则依然覆盖着黑暗,一个巨大的人物正跪在长城下泪流不止,旁边注明他是“张学良”,同样流泪的太阳边上还有“后悔不及,可笑”的字样。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制作的此类宣传画有两个目的:一是欺骗日本国内民众相信日本是亚洲的领导者;二是试图诱使中国人民认为,日本正在帮助他们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4]。这幅《天国与地狱》大致也是这个意图(图1)。

图1 日本宣传画《天国与地狱》1 1932年

  本文关注的是这幅宣传画里的“万里长城”。长城在三栏图像里连续出现,上下衔接,纵贯整个画面。这里有三个要点需要注意。一是三栏里都刻意标明“万里长城”,唯恐读者不能正确辨识出城墙为何物。二是在长城上唯一出现的一处烽火台上写明“山海关”,表明这里描绘的不仅是长城,而且是长城的最东段。三是“万里长城”作为一个带有区隔性的“边界”被呈现,在第二栏和第三栏图像里,长城的右侧是“大满洲国”,左侧是代表国民党统治的张学良;同时,长城的右侧阳光普照,人民安居乐业,左侧则是一片黑暗。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构成了宣传画的主题:“天国与地狱”。

  这种以长城为界划分“天国与地狱”并非只此一例。稍晚由“日本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制作的宣传画《天国与地狱》(1933-1935)也运用了这种区分方式(图2)。画面上直接写出标题《天国与地狱》,“与”字正好压在一道蜿蜒的城墙上。城墙右侧画着挥舞日本旗和五色旗的民众,有文字标注这是“快活的满洲国”;城墙左侧是“杀人”和“掠夺”的中国士兵,还特意写明“混乱败坏的中国”。因为这一宣传画的名字与前文所提到的作品名相同,不妨把它称之为《天国与地狱》2,前一幅为《天国与地狱》1。两幅宣传画使用了基本一致的视觉元素和叙事策略。 

 图2 日本宣传画《天国与地狱》2 1933-1935年

  以长城为界的宣传图像还有一个例子。1933年1月,《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了一幅宣传画,在一幅中国地图上竖起一堵墙,墙的右边有文字注明是“大满洲国”,左边自然就是中国内地。张学良透过墙眼看着欣欣向荣的另一面,说:“哎哟!没想到东三省的地头上成立了那样的国家,往后没有地方去刮,这……这……真要了我的命了。”后面蒋介石则拉着张学良,劝他看开点[5]。墙的起点恰好在山海关的位置,所以这堵墙实际上是长城的替代物或者象征。《密勒氏评论报》特别注明,这一漫画式的宣传画来自日本飞机在中国政府控制区域内散发的传单。中日在战争期间互相往对方控制区域投放过大量宣传品,这是极少有的能够确认散发方式并保存下来的图像材料。前文提到的两幅《天国与地狱》宣传画现在都保存在日本,无法判断它们最初的使用和传播情况,第三个例子是在中国政府控制区域发现的,证明这类图像的散播对象可能主要还是国民党统治地区(图3)。

图3 飞机散发的日本传单 1933年

  这三幅宣传画的制作时间大致在1931年到1935年之间。画面上都以万里长城为界,以此区分所谓的“满洲国”和中华民国。这就需要讨论,长城作为“边界”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日本和伪“满洲国”方面会不断在宣传图像里强化作为“边界”意义的长城?

  “满洲国”是先有概念和设计,而后才有的政治实体。日本对于“满洲国”的经略,其筹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6]。那时的日本就已开始觊觎中国领土,并且把目标指向中国东北。左藤信渊(1769-1850)提出的“他邦经略之法”是从弱而易取之地入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于皇国攻取之地,即为中国之满洲”。如果日本取得满洲,中国将更加衰败,“朝鲜与支那即可次第图之”[7]。吉田松阴(1830-1859)的规划是,在臣服琉球、朝鲜之后,“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按这个顺序,渐次彰显日本进取之势[8]。1887年,日本军方着手拟定一个侵占中国的具体方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撰写了一份《清国征讨策案》,设想如何“讨伐”、分割、统辖中国,其中就设想“于满洲另建一国”,版图范围包括“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9]。这里明确提到了长城,也是比较早的将长城与伪满洲国边界联系在一起的文本。

  1931年10月24日,关东军《满蒙问题解决的根本方策》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规划:“建设与支那本土绝缘,表面上依靠支那人实现统一,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里的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域的独立满蒙国家。”[10]这个方案里把“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和内蒙古划入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假想。在具体实施时,关东军体现出务实的一面,1932年1月13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善后处理纲要》:“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首脑组织起最初的政务委员会,就新国家的树立进行相关的研究准备。”[11]规划实施对象是已为日本军队实际占领的东三省,暂时不在控制范围内的热河和内蒙古就被放到一边。

  到1932年3月1日,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布的《建国宣言》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兼顾了这一“理想”与现实。《宣言》里有三处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国家的地理疆域,依次是:1.“想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2.“乃自辛亥革命、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东省军阀乘中原变乱之机,攫取政权,据三省为己有”;3.“数月来几度集合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省特别区、蒙古各盟旗官绅士民,详加研讨”[12]。这些地理概念指向宽泛的“满蒙”,实际控制区域东三省,以及还只是停留在方案阶段的东四省和内蒙古。

  不过在对外宣传中,伪“满洲国”一直按设想中的最大疆域面积进行表述。1932年4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一部《满洲国教材》里,“满洲国”的疆域被认为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兴安五省”,并且将西南方向的边界认定为长城[13]。该书是为日本中小学生编写的教学参考书,而此时的“满洲国”不仅没有占据热河和兴安(内蒙古的东北部),也没有占据长城。然而,这本教材仍然配上一幅名为《南西的国境·万里长城》的照片(图4),并且附上文字说明,表明照片取自“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附近的废墟遗迹”。可见在该书编撰者心目中,山海关应该纳入到“满洲国”的范围。 

 图4 《滿洲國の教材》中选用的长城插图 1932年

  “满洲国”建立之初所宣布的领土范围主要是东三省及热河,这些行政地区的名称和划分沿袭自民国政府。“满洲国”没有完全占领这些省份,所以在1932年“满洲国”宣布成立时,其领土及边界都还停留在观念之中。在这个观念里,“满洲国”自认为与中华民国的边界,就应该是当时的奉天、热河与河北、山西的交界线。在这条观念与历史错杂不清的“交界线”里,长城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民国时期的奉天(辽宁)、热河与河北的交界线上,长城只与极少量的省区边界相重合。这种重合还要追溯到清代。在一份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的《大清帝国全图》里,清晰标示了直隶省、山西省、内蒙古和盛京省的边界线。整个长城的东段基本位于直隶省(1928年,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和山西省境内,只有山海关至九门口一段,长城成为直隶省和盛京省的交界线[14](图5)。 

 图5 《大清帝国全图》中直隶省与盛京省以长城为交界线 1905年

  从清代到民国,盛京省和直隶省的边界就是山海关,这大约是前文提到的宣传画反复突出山海关的主要原因。而日本进一步提出,要以“万里长城”作为划分“满洲国”和中国的界限,则是为进一步侵略埋下伏笔。傅斯年在1932年的《东北史纲》里颇为无奈地指出:“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辩。”[15]到1933年日本确实开始攻略热河及长城沿线,中国报刊也指出,日本和“满洲国”宣称以长城为界不过是权宜之计,其最后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长城,而是更辽阔的中国国土:

  敌国军部之言曰,“满洲国”以长城为界。长城在热境之南而不在其西,是分明留一漏洞,为异日进取察绥之计,以实现其“满蒙政策”一词所指称之侵略主义。我国永不承认伪国存在,当然不知何为伪国国界,只知国土被掠夺,全国民众负有收复之重责耳。然敌人欲占据我长城以北之国土,今日知其早具最大决心。……吾人不宜在长城各口久呈与敌军事对峙状态,以免形成世人伪国确有国界之错觉。敌人此日信口以长城为界,即他日复可言以黄河为界,且即长城为界云云,亦已暗示察绥等省非复我有矣。[16]

  从这篇《所谓“满洲国以长城为界”》可以明了,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清醒认识到,所谓的“以长城为界”,不过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借口。

  二、反转的“长城线”

  日本是否实际占据长城以及占据了长城的哪些部分,是判定前文所提及的几幅宣传画时间的主要依据。《天国与地狱》1所描绘的内容显示“满洲国”已经建立,而日军又没有占据长城,同时张学良还主管华北(包括长城沿线)军务,所以它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在1932年3月至1932年12月。到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引咎辞职[17],《天国与地狱》1就不再有宣传意义了。

  《天国与地狱》2和《天国与地狱》1一个主要区别,是在长城的左边多出了一个“非武装地带”。也就是说,制作《天国与地狱》2的时候,日军不仅占据了长城线,而且还在长城以南划定出了一个“非武装地带”。这为认定此幅宣传画的制作时间提供了线索。

  日本方面实际控制长城线是在1933年3月以后。1933年1月初,日本占领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3月围绕长城展开争夺,大约在4月初,日军基本控制河北境内的长城沿线。出于战争宣传目的,日本军队占领长城的照片大量印制和散播。1933年3月出版的《热河讨伐画报》上有对日本占领长城的详尽报道及照片。其中一张刻划日本军队以长城为背景高举刀、枪和旗帜呼喊万岁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解说特别强调,照片拍摄于1933年3月12日午前11时,经历“二旬”战事,“长城国境线确保成立”,热河“讨伐”完成[18]。此类日军站在长城上或在长城前欢呼的图像,成为《天国与地狱》2里日本士兵脚踏长城图像的先声(图6)  

图6 日军占领长城的图像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协定里明确了所谓的“非军事区”,也就是《天国与地狱》里的“非武装地带”。《塘沽协定》的第一条规定:“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19]这是《塘沽协定》的核心内容。中国军队退后到延庆至芦台一线,而后日本军队撤退到“长城线”,在这两条“线”之间,就是所谓的非军事区,仅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天国与地狱》2里长城西面一根由地名连接、大致与长城平行的“天国与地狱”的交界线,就是《塘沽协定》第一条所述中国军队不得“越该线而前进”的图像化。

  这个“非军事区”的存在时间限定了《天国与地狱》2的制作时间。《塘沽协定》里出现的“非军事区”一直延续到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何梅协定》要求中国驻扎在河北境内的五十一军、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退出河北[20],实质上意味着“非武装地带”已经扩展到整个河北境内,《塘沽协定》里所划定的范围自然就过时了。所以在“延庆—芦台线”与“长城线”之间划定的“非军事区”只存在《塘沽协定》之后、《何梅协定》以前。《天国与地狱》2的制作时间也只能是在1933年5月至1935年7月之间。

  不过,《塘沽协定》本身并没有明确“长城线”本身属于中国还是日本。长城本身究竟由谁来控制,由于没有明确的说明,就需要再做一点梳理。

  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的1933年11月,黄郛、何应钦和冈村宁次在北平举行“善后会议”,最后形成《关于停战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事项》和《关于本会谈之谅解事项》两个文件。协议明确,国民政府只接收“不含长城线之长城以南及以西之地域”,日军的驻屯地点在山海关、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等地,并由关东军设置的机关来处理长城各关的交通、经济事项。虽然这两个文件并没有公布,也没有正式签订为协议,却在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军队对于长城各关口的占领[21]。

  日军实际控制“长城线”后,即着手推动伪满洲国与国民政府间的贸易往来,先是在1933年7月1日实现了关内与关外通车,又于12月达成《通邮大纲及谅解》,在1935年1月恢复通邮[22]。截至1934年1月2日,中日双方仍在就长城线控制权问题进行磋商,前往山海关与关东军接洽的中方代表滦榆行政专员陶尚铭表示,交涉至今仍无具体结果,“闻日方之意,只拟名义上将榆关交还中国”。而前往古北口商洽的殷汝耕带回的消息是,有望在一个月之内收回古北口,但日本在古北口驻军二百余人,这个数目可能还要有所增加[23]。

  到1934年2月10日,中国方面才算接收了山海关[24]。但也只是部分接收,因为日本宪兵分队、日本警察署、伪国境警察队、伪国境护照签验所、伪山海关电报局、伪山海关税关、伪山海关邮政局等十余家日伪机构依然在行使职权。如山海关车站,就由伪国境警察队和中国方面的北宁路及山海关特种公安局共同管辖,期间多有冲突。刚一交接,日本方面就有悔意,“伪日在榆各机关,已表示决不撤退”。同时,长城沿线有大小关隘十六处,日本方面在潘家口、冷口、九门口、义院口、界岭口这五处大口驻有兵营,又以“长城线匪氛不靖,为确保满洲国安全起见,暂不交还”,只同意交还其余小口,而这些小关口日本方面本来就没有驻军,也就无所谓交换和接收[25]。

  在1934年6月20日,中国方面在山海关设置税关,并改编保安队一部为缉私队,稽查走私[26]。自1934年8月始,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义院口等五处长城关口陆续设置缉私分卡一所,隶属津海关管辖,以长城为界,向所有从关外输入关内的货物征税。所有经由长城出入的货物都要求从这几处关口出入[27]。其中古北口分卡自8月22日正式成立,义院口自8月24日成立,冷口8月30日,喜峰口则迟至9月6日[28]。这只是第一批,随后又将长城各口海关分卡、分所增至十六处[29]。对于这些关卡设置可能招致国人关于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疑虑,财政部副税务司张勇年表示:“长城各口设卡,系防止走私,与内地各关卡性质相同,绝无默认伪国之意。”民间则普遍以为,此类声明“不但是掩耳盗铃,自欺之谈,且有丧失国民刺激性的危险”[30]。

  这种长城主要关口共治的局面大概一直持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其中如何共治的情形可见于《满洲画报》1935年9月号中一篇名为《满·支的关门“古北口”》的报道。文中提到,根据《塘沽协定》的主旨,古北口归属于中华民国河北省密山县管辖,不过古北口长城北侧部分在“满洲国”治下;到1935年1月,古北口市镇人口数为5744人,又有日本人100人左右居住在这里;在市镇里,中国方面的行政机关有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古北口办事处、河北省密云县下属的佐治局和公安分局,“满洲国”的行政机关有旅卷查办处、国境警察队以及税关。文中提到,古北口街市上可以同时看到中国、日本和“满洲国”三种“国旗”。作为佐证,文中还专门配了一张三种旗帜同框飘扬的照片[31]。

  这种共治对于日本和伪满洲国而言是一种前进,对于中国则意味着丧权辱国。在1936年,开始出现日本军队拆卸长城砖石用于修建堡垒的新闻。这些新闻传播很广。1936年5月,一则《日军竟拆毁我长城》的报道说到:“古北口日商大林组公司承修日军营房,因需用砖料甚多,将镇内北山顶万里长城拆毁。”[32]至6月,拆毁长城的行为已被发现不止于古北口:“日军工兵队近在古北口、冷口、喜峰口、马兰峪等处,发掘长城砖石甚忙,此项砖石,除一部分用于筑造营房围墙之外,余均堆积各口附近,准备作为构筑堡垒之用。据曾往长城线视察之某外报记者谈,该处日军所拟兴建之堡垒,达二十余地,地基均已圈定云。”[33]

  在上海的《中华》杂志1936年第43期刊登了一幅残破的长城摄影,文字说明以“不堪回首话长城”发出感叹:

  数千年来用以防止外寇的长城,现在正被人家拆下来建筑堡垒做打我们的据点了。起来!用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从新建筑起一座坚锐不拔的抵抗侵陵的壁垒![34]

  在另一篇文章《长城!是保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建筑物吗?》里也发出同样的感概:

  想不到的,真是意想不到的,若干年后,这伟大的建筑物,又恢复他国防前线的任务了,更在意想不到之外而使人悲怆惊奇的,是这伟大的建筑物,复由我中国国防前线,一变而成为与别国共同所有的现象,再进一步,竟反变成了别国的国防前线,这与中国有四千年历史的长城,在四千年之后,会遭逢到这样一个变局,长城有知,应亦疑是梦境。[35]

  长城从中国的国防前线,变为“与别国共同所有”(这个别国很难分清到底是日本还是伪“满洲国”),最后变成了“别国的国防前线”,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真是恍如梦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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