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
2017年07月31日 10:07:58    作者:郑欣淼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主要从事文物及博物馆研究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最集中而又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样式之一,中国传统绘画自成一套完整的绘画美学体系。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关系紧密,所谓“书画同源”,两者的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不仅具有独特的技法和风格面貌,更与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所产生的艺术结晶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种物化见证。

  大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包括书画在内的各种艺术珍品的收藏历来都以皇室为中心。中国宫廷书画收藏始至汉代,经魏晋、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的收集、整理和鉴藏,期间虽有散佚损毁,但其最重要的部分仍较为完整地得以保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宫书画的鉴藏

  中国宫廷书画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1]卷一,3。董卓胁逼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军人皆取内府图画缣帛为帷囊,“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1]卷一,3。魏晋开始,个人书画创作开始风行,宫廷对书画作品的收藏随之发展。“魏、晋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1]卷一,3南朝政权更迭迅速,宫廷藏品几乎成为末代帝王的随葬品。梁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1]卷一,4。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书画名品源源进入皇家“秘府”,然而“安史之乱”则使自太宗朝积累起来的唐内府书画藏品“耗散颇多”。宋代内府书画收藏在徽宗时达到鼎盛,《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其辉煌的见证,然“靖康之变”,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宫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当可观,后来则每况愈下。明代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的书画收藏之盛甚至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但松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断流失,后期更将书画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的“折俸”。

  书画收藏历来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内府与民间私人收藏)两个方面,又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清代皇室书画收藏不仅远胜于私家收藏,而且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画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后来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许多著名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亦陆续归入内府。臣民对帝王的进贡也是清宫书画收藏的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乾隆皇帝在《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中说:“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间,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2]第3册,1《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嘉庆皇帝的上谕中也说:“朕自丙辰受玺以来,几暇怡情,唯以翰墨为事,阅时既久……至内外臣工,祝嘏抒诚,所献古今书画亦复不少。”[2]第8册,4清自入关后经四代积累,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

  在清宫书画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办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踰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抃而愉快也。”[3]卷一七,237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这四件画作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称为“四名卷”,他对此四件巨迹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感慨不已。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乾隆皇帝对“千古法宝,不期而会”叹为“不可思议”,并非常高兴地御题《蜀川胜概图》,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诗句。后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乾隆皇帝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并御题《“四美具”赞》,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足见其志得意满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此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最全的一次汇集。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书画作品大致藏于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宁寿宫、淳化轩、延春阁、清漪园、静怡轩、富春楼、毓庆宫、安澜园、狮子林、避暑山庄、继德堂、谐奇趣、秀清村、静寄山庄、九州清晏、养性斋、问月楼、长春书屋、学诗堂、敬胜斋、三希堂、懋勤殿、漱芳斋、清晖阁、鉴园、烟雨楼、画禅室、南薰殿、弘德殿、思永斋、斋宫、瀛台、画舫斋、同乐园、玉玲珑馆、翠云馆,其中以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为古书画收藏最集中的殿阁。

  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曾经专人鉴定,尤其是乾隆朝,更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类编目,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进行鉴定和品评,区别上等、次等,并分详简著录。参加鉴别、编纂者,如乾嘉时的张照、梁诗正、董邦达、励宗万、阮元、胡敬等,皆为精于鉴赏之人。其成果体现在奉敕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三编。《秘殿珠林》取唐代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之名,专记内府各宫所藏属于佛道经典的书画、石刻、木刻、织绣等;《石渠宝笈》取汉代宫廷秘籍典藏、讲学之所“石渠阁”之名,专记内府藏非宗教题材书画,以贮藏殿阁地点编次,又按照书法、绘画与书画兼有者按册、卷、轴等不同装裱形式著录,不但详记作品名称、尺寸、质地、书体、题材内容、本人款识、印记、他人题跋等项,还集中了上述张照、梁诗正等一批饱学之士研究、考证、鉴定等语。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书画作品一万多件。有关清内府书画著录,也有一些编者笔记汇集的著作,如阮元的《石渠随笔》、胡敬的《西清札记》和《南薰殿图像考》等。

  乾隆皇帝重视所藏书画的鉴赏,常在文学侍从、内廷画家陪侍下阅赏品鉴,作为政务之暇的消遣。他本人艺术修养甚高,嗜古成癖,对收藏的书画及工艺珍品进行过认真的鉴评。阅赏钤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宫藏的很多传世书画精品上都钤有乾隆的玺印。《乾隆御制诗》中仅绘画诗就有2 000余首。乾隆皇帝在书画上的题跋则更多,仅《快雪时晴帖》在49年中题跋就达73处,在他认为是真迹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题跋55处[4]。人们认为,乾隆皇帝的鉴定水平并不很高,但他又以鉴赏家自居,喜欢自加品评,在画上题诗,加盖鉴藏印记,这样他人就很难再发异议。但这些题跋和题诗,或记叙文物的收藏经过,或抒写感想,也是乾隆皇帝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的反映,有其特殊的价值。

  二、清宫书画的佚存

  经过乾隆皇帝近60年的搜求,清宫书画收藏达到了巅峰,历时74年纂修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前后三编整理、鉴定了从清初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清内府所藏总数在10 000件以上的书画珍品,其中除当朝皇帝、大臣作品外,唐宋元的书法名画近2 000件,明代作品亦存2 000件左右,可见清以前的传世书画占了相当的比重,但后来清宫所藏书画因各种原因散佚甚多。嘉庆时,皇帝喜用宫中所藏法书名画颁赐亲王和大臣,赏赐成亲王永瑆的书画中就有西晋陆机《平复帖》。道光以后,用书画作为赏赐品更是有增无减。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200余件历代书画悉遭厄运。后来,内廷太监也趁火打劫,盗窃书画并售与古玩市场。溥仪在退居内廷的13年中,更以“赏赐”的名义,将1 200余件书画古籍珍品移运出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持溥仪“执政”(年号“大同”),包括书画在内的大批清宫文物亦由天津运至长春伪皇宫内。装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下东间,即所谓的“小白楼”。在长春伪皇宫期间,溥仪曾先后将米元章《真迹卷》、赵伯驹《玉洞群仙图》、阎立本《孔子弟子像》等书画“赏赐”给“近臣”。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都通化,溥仪一行带走了精选的57箱珍贵文物。溥仪随身携带的珍宝则装在一个原装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运到了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通化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后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押往苏联。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男女眷属将100余件书画手卷上缴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派来接收的代表。这些法书名画包括晋、唐、五代、宋时的名家佳作,大多数是《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乾隆皇帝鉴赏的名品,都是见于《赏溥杰单》的。贮放古籍及书画的小白楼在溥仪一行匆匆出逃长春之后遭到了守护伪皇宫“国兵”的哄抢,成为有名的“东北货”。这些书画流散出来后,大部分是流往关内,一部分则经香港等地流往国外。

  清末民初,清宫书画频遭劫难,部分已损毁,部分散佚海内外。例如,乾隆皇帝十分钟爱的“四美”现在分藏于中、美、英、日四国博物馆,《九歌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调拨自北京故宫博物院),《蜀川胜概图》现藏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院亚洲艺术馆(即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美术馆),《女史箴图》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潇湘卧游图》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些散佚的清宫书画则多年来不知下落。世人以为已不存于世,实则密藏在私人之手。近年来,在海外多种拍卖会上,不时有惊人藏品出现。例如,康熙帝命画家王翚用数年时间完成的《康熙南巡图》(共12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中的6卷,巴黎的博物馆藏有2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有1卷,加拿大的博物馆藏有1卷,还有2卷被认为已佚失。2014年3月,《康熙南巡图》的第6卷残卷现身法国波尔多拍卖会,并以189万欧元的天价成交。据统计,嘉德拍卖公司在1993年至2013年这20年中拍卖成交古代精品书画500余件,部分为清宫旧藏书画,其中《石渠宝笈》上著录者47件,包括王羲之、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文徵明、仇英、董其昌等人的名作。此外,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皇帝的书画作品计达20余幅,其中乾隆皇帝所画的“金盏花”(水墨纸本)在2010年嘉德拍卖上以1 008万人民币成交。

  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佚和损毁,但其最为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与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可以说,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书画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中也可见清宫书画收藏的基本风貌。

  两岸故宫所藏的绘画作品以明清宫廷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为主,创作时间上起西晋,下迄清末,跨越17个世纪。质地以纸绢本水墨、设色画为大宗,其他尚有壁画、油画、版画、玻璃画和唐卡等品种。绘画装裱的形式主要有手卷、立轴、屏条、横披、镜片、贴落、屏风、册页、成扇、扇面、扇页等。较贵重的画作多以绫绢、织锦、缂丝作为裱工材料,再装以硬木、陶瓷、象牙、犀角乃至金玉质的轴头、别子,裹以丝织画套、包袱,袭以杉木、楠木、花梨、紫檀的册页封面或画盒。古画的创作题材十分丰富和齐全,计有山水、人物、风俗、花卉、翎毛、走兽、楼台(界画)等画科,较为系统地覆盖了众多风格流派。

  两岸故宫收藏的法书,其创作时间上起西晋下迄当代。书体则篆、隶、真、行、今草、章草毕具。除一般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作品之外,尚有尺牍、写经、稿本、抄本、奏折、公文、题跋等手写文献。装裱形式丰富多样,有立轴、屏条、横披、斗方、贴落、匾额、楹联,也有手卷、册页、成扇、扇面、扇页、扇册等等;质地有纸本、笺本、绢本、绫本之分;墨色有墨笔、朱笔、泥金、泥银之别。

  两岸故宫的书画藏品互补性强、对应点多、联系面广,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台北故宫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北京故宫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合为乾隆皇帝所称的“三希”;特别是许多互有关联的书画分藏两岸故宫,例如郎世宁的《十骏图》,五幅藏于北京故宫,五幅藏于台北故宫;再如,台北故宫所藏唐代怀素《自叙帖》原来的精美囊匣尚留于北京故宫。

  多年来,两岸故宫一直致力于征求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弥补清宫收藏的缺项。自乾隆皇帝后,宫廷收藏日趋衰落。因此,18至19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改费派”、“海派”等许多画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清初属于非正统画派的“金陵八家”、“四僧”、“黄山派”等,也是乾隆朝不屑于收藏的艺术品,但如今,这些都已是艺术珍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利用各种时机已将上述几个时期的书画收藏齐备。此外,通过购买、调拨、接受捐赠等方式,早期珍贵书画逐渐入藏两岸故宫。这些绘画藏品的征求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展现清宫书画及中国美术史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北京故宫现在共有绘画、壁画、版画、书法、尺牍、碑帖约15万件。这个收藏量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其中约1/3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中,绘画4.7万余件,清宫旧藏1.5万余件;书法近7.4万件,清宫旧藏2.2万余件;碑帖2.8万余件,清宫旧藏5 800余件。北京故宫所藏清宫书画包括碑帖合计4.28万余件,其中,绘画珍品主要有: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宋摹本)、《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展子虔的《游春图》。

  唐五代:唐·阎立本《步辇图》(宋摹本)、传为周昉的《挥扇仕女图》、韩滉《五牛图》、传为五代·黄鉴《写生珍禽图》、传为胡环的《卓歇图》、阮郜《阆苑女仙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卫贤《高士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董源《潇湘图》等。

  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巨然《秋山问道图》、崔白《寒雀图》、赵昌《写生蛱蝶图》、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王诜《渔村小雪图》,宋徽宗赵佶《雪江归棹图》和赵佶所署押的《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以及王希孟的青绿巨作《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等。

  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赵伯骕《万松金阙图》、马和之《后赤壁赋图》、米友仁《潇湘奇观图》、杨无咎《四梅图》、赵孟坚《墨兰图》等精品。

  元代:黄公望《天池石壁图》、吴镇《渔父图》、倪瓒《古木幽篁图》、王蒙《夏日山居图》等。

  北京故宫藏明清绘画数量大、精品多。具有广泛影响的大画派,诸如明代的“院体”与“浙派”、“吴门画派”、“松江派”、“武林派”、“嘉兴派”以及“青藤白阳”、“南陈北崔”,清代的“金陵画派”、“新安画派”、“四王吴恽”、“四僧”、“扬州八怪”以及“海派”等,均有大批代表作品入藏。还有不少地方画派的中、小名头和冷名头,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画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北京故宫藏绘画还有一个颇具优势的品类是清代宫廷绘画,这些绘画作品的作者包括清代帝后、清廷词臣(如蒋廷锡、张宗苍、董邦达、钱维城、董诰等)、外国传教士(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德义等),以及内廷供奉和“如意馆”画师(如冷枚、金廷标、丁观鹏、姚文澣、方琮、杨大章等)。北京故宫绘画藏品的种类较全面,除卷轴画以外,还有版画、年画、清宫油画、玻璃画、屏风画、贴落等,这些是其他收藏机构所缺乏的。明清大幅宫廷书画也是北京故宫特有的庋藏。这些藏品篇幅很大,如明代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大轴和清代西洋传教士画家们的一些煌煌巨制。抗战时期,这些藏品因具有一定的运输难度而未南迁,目前这些藏品成为海外举办清宫文物展的重点挑选对象。

  北京故宫法书收藏涵盖了一批晋唐宋元大家名作,例如现存最早的名家法书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兰亭序》三种最佳唐摹本、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王珣《伯远帖》、唐代欧阳询行楷《卜商读书帖》和《张翰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以及五代杨凝式,北宋李建中、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诸人墨迹,等等。整体而言,明清法书较为系统全面,清代宫廷书法收藏独占优势。

  此外,清代帝后书画是北京故宫颇具特色的一项收藏。据统计,清代帝后书画原有21 371件,20世纪70年代初拨交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等博物馆433件,现存20 938件。这些清代帝后书画为清宫旧藏,多数是从故宫各个殿堂中收集的,也有从颐和园、承德等行宫墙上揭下来的,分不同时期运抵故宫,一直庋藏在祭神库的黑漆描金龙的长箱内。自顺治皇帝到宣统皇帝,清朝10位皇帝的书法完整保存,其中乾隆皇帝的书画作品即达2 000余件。此外,还有慈禧太后等后妃的作品。这批书画有卷、轴、册、横额等各种装裱形式,最多的则是故宫特有的贴落。在故宫庞大的建筑群中,有很多书法作品一直张贴在宫殿建筑内,并保持了原初状态下的陈设格局。

  在北京故宫收藏的2.8万余件碑帖中,《石渠宝笈》收录碑帖仅百件左右,只占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1949年以后陆续收藏的。其中大批碑拓是存世稀少、传拓时代极早、拓工精良的原石拓本,如《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宋拓《鲁峻碑》《九成宫醴泉铭》《李思训碑》《天发神谶碑》《皇甫诞碑》《书谱叙帖》等,明拓《石鼓文》《史晨碑》《张迁碑》《孔庙碑》《崔敦礼碑》《卫景武公李靖碑》等,都是赫赫有名的珍本。北京故宫所藏法帖中著名的有《淳化秘阁法帖》《大观帖》《绛帖》等。

  关于北京故宫书画藏品的出版物,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开始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8册和1985年开始出版的《故宫博物院明清扇面书画集》5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中的绘画17卷、法书5卷。此外,文物出版社曾以珂罗版精印《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2函40种。1993年荣宝斋出版《故宫藏明清名人书札墨迹选》(明代)2册。从2008年开始,北京故宫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其中“绘画编”拟出100册左右,已出12册,25册的“法书编”及30册的“尺牍编”也在编辑出版之中[5]150~155,161~165。

  台北故宫现藏书画总计1万余件。据介绍,运台的故宫书画共5 760件,除去墨拓、缂丝及成扇外,总数为4 650件。经审查,精品1 471件,其中法书237件,名画1 234件。另据一份资料,品级达到“国宝”与“重要文物”者,逾2 000件。台北故宫藏画珍品琳琅,其代表性作品有:

  唐五代: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春山行旅图》、无名氏《宫乐图》、韩干《牧马图》、关仝《关山行旅图》、荆浩《匡庐图》、赵干《江行初雪图》、董源《龙宿郊民图》等。

  宋代: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崔白《双喜图》、郭熙《早春图》、文同《墨竹》、宋徽宗《腊梅山禽图》、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南宋·贾师古《岩关古寺》、萧照《山腰楼观》、夏珪《溪山清远图》、李嵩《市担婴戏》、梁楷《泼墨仙人》、马和之《清泉鸣鹤图》等。

  金代:武元直《赤壁图》。

  元代:王冕《南枝早春》、王振鹏《龙池竞渡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高克恭《云横秀岭图》、柯九思《晚香高节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吴镇《渔父图》、倪瓒《容膝斋图》、朱德润《松涧横琴》等。

  明代:林良《秋鹰图》、吕纪《秋鹭芙蓉图》、吴伟《寒山积雪》、戴进《春游晚归》、唐寅《画山路松声》、文徵明《古木寒泉》、仇英《汉宫春晓》、陈洪绶《画隐居十六观》等。

  清代:王翚《溪山红树》、龚贤《溪山疏树》、恽寿平和王翚《花卉山水合册》、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郎世宁《百骏图》等。

  清代紫禁城中的南薰殿原庋藏以宋、元、明三代的帝后像为主的图像画,民国初年由古物陈列所保管,后移交中央博物院,现由台北故宫收藏。这些图像画共计152幅,尤以两宋各朝帝后像出色,有的画人情味表现真切,十分传神。元代三位皇帝的图像画也很出色。这些画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服饰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清代帝后的图像画则完全由北京故宫收藏。

  台北故宫的法书珍藏代表作品有:

  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远宦帖》等。

  唐代:褚遂良《倪宽传赞》、陆柬之《陆机文赋》、孙过庭《书谱序》、唐玄宗《鹡鸰颂》、颜真卿《祭姪稿》和《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等。

  宋代:宋四家所遗名迹,如蔡襄《尺牍》,苏轼《黄州寒食诗》《归去来辞》《前后赤壁赋》,黄庭坚《自书松风阁诗》《诸上座帖》,米芾《蜀素帖》等,以及薛绍彭《杂书》、宋徽宗《诗帖》、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张即之《李衎墓志》、吴琚《七言绝句》、林逋《手札二帖》、朱熹《尺牍》等。

  元代:赵孟頫《赤壁二赋》和《闲居赋》、鲜于枢《透光古镜歌》、张雨《七言律诗》等。

  明代:初期有宋克《公讌诗》、沈度《不自弃说》及《归去来辞》、沈粲《古诗》,中期有祝允明《临黄庭经》和《饭苓赋》、王宠《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陈淳《秋兴诗》,晚期有邢侗《草书古诗》、张瑞图《后赤壁赋》及董其昌的众多作品。

  清代:存藏多属乾嘉以前供奉内廷宰臣所书,如沈荃、张照、王澍、永瑆等人。其中以张照手迹最多,次即王澍之《积雪岩帖》等。

  尺牍方面,多收入《元明书翰》及《明人尺牍书翰》册中。《元明书翰》原为80册,运台76册,共593开。《明人尺牍书翰》共15册,计294开。书翰尺牍合计有887开之多,其中除著名书家之外,尽属名贤硕儒手迹。

  台北故宫现存藏碑帖474件,基本是南迁的清宫藏品。碑有宋拓《云麾将军碑》《岳麓寺碑》《圣教序碑》《周孝侯庙碑》《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以及汉《史晨碑》《颜氏家庙碑》等数种。法帖较多,如《定武兰亭》《越州石氏晋唐小楷》《澄清堂帖》《淳化阁帖》《大观帖》《临江帖》《绛帖》《武冈帖》,以及清内府重刻《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等,其中若干法帖为宋代拓本。

  关于台北故宫书画藏品的出版物,主要有1956年出版的《故宫书画录》上、下册,为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全部运台法书名画的总目录,1965年出版增订本;1959年以珂罗版精印的《故宫名画三百种》2函6册;1963年出版的《故宫法书》集刊;1968年出版的《故宫藏画集解》;1973年出版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30卷;1989年开始出版的《故宫书画图录》,已出18册;1993年出版的《故宫藏画大系》16册[5]155~166。

  清宫书画除基本收藏于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外,其他一些博物馆也有多少不等的存藏,有些藏品还十分珍稀,例如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处收藏的清宫书画。辽宁省博物馆庋藏的清宫书画约150件,有晋人小楷《曹娥诔辞》,唐·欧阳询《梦奠帖》、张旭狂草《古诗四帖》、唐人《簪花仕女图》,宋徽宗《瑞鹤图》、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草书《千字文》、陆游《行书自书诗》、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等一批书画巨品。吉林省博物馆约40余件,有北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墨迹、南宋·杨婕妤《百花图》、金·张瑀《文姬归汉图》、元·何澄《归庄图》与张渥《九歌图》、明·董其昌《昼锦堂图并记》、清·丁观鹏《法界源流图》等。上海博物馆有东晋·王羲之《上虞帖》(勾填本)、唐·孙位《高逸图》、五代·董源《夏山图》、宋·郭熙《幽谷图》、元·王蒙《清卞隐居图》及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墨迹。国家博物馆的清宫收藏多由北京故宫所调拨,有宋《九歌图卷》《中兴四将图卷》《职贡图卷》,元《大驾卤簿图卷》,清《千叟宴图》《皇清职贡图卷》《都畿水利图卷》《清高宗弘历像轴》《乾隆南巡图卷》《平定准噶尔图卷》《十全敷藻图册》《大驾卤簿图卷》等。旅顺博物馆有收入《秘殿珠林》的1件、《石渠宝笈》的8件,如宋·苏轼《阳羡帖》、明·沈周《青园图》与文徵明《老子像》、清·弘历《临孙过庭书谱》等。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博物院、黑龙江省博物馆、无锡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及广东省博物馆、荣宝斋、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丹东市博物馆等,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藏。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一些私人收藏家也藏有清宫书画。

  关于包括清宫旧藏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在海外的存藏,从日本学者铃木敬编的《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中可以大致看到其基本状况。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画全集》和《元画全集》则反映了存世宋元书画的总体风貌。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成为国外中国艺术藏品最丰富的地区。这些艺术品主要集中在各大博物馆和大学美术馆。其中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有一批是清宫散佚出去的,不少收录在《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以下简称《佚目》)中。据杨仁恺先生研究,有五六十件之多①。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收藏中国艺术品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原藏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及宋徽宗《五色鹦鹉图》等名迹,后入藏6件《佚目》精品,有北宋·赵大年《湖庄清夏图》,南宋·马和之《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图》、陈容《九龙图》、传为李公麟的《华严变相图》及元·周砥《吴兴小景图》。弗利尔美术馆和阿瑟·M.塞克勒美术馆可称北美质量最高的中国艺术馆藏之一,藏有宋、元、明代浙派和清代绘画的许多珍品,如北宋·郭熙《溪山秋霁图》、元·赵孟頫《二羊图》及文徵明、石涛等大家的精品,其中也有清宫旧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北美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地之一,20世纪70年代该馆亚洲部主任方闻构造了大都会宋元绘画的收藏和研究体系。该馆仅《佚目》中的就有17件,还有未列入《佚目》的清宫旧藏。该馆从王季迁手中所购得的25件宋元名画中10件是清宫旧藏,例如北宋·屈鼎(原作燕文贵)《夏山图》,南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鸿雁之什图》、无名氏《胡笳十八拍图》、米友仁《云山图》,元·钱舜举《王羲之观鹅图》、方从义《云山图》等,都是铭心绝妙之品。该馆又获得顾洛阜大量名贵书画的捐赠,书法方面有北美其他博物馆所缺少的如黄庭坚、米芾、赵孟等人的精品[6]。

  位于堪萨斯市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在青铜器和绘画方面的藏品尤为世所重,如北宋·许道宁《秋江渔艇图》、夏圭《溪山清远图》等,所藏清宫散佚的有传为唐·陈闳的《八公图》,传为北宋·王利用的《老君别号事实图》,南宋《泸南平夷图》、江参《林峦积雪图》,金太古遗民《江山行旅图》,宋元人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明·陈道复《荷花图》、丁云鹏《五像观音于若瀛书楞严经合璧》、王穀祥《写生花卉图》,以及所谓唐人《十六应真图》等10件,后又购入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南宋·马远《雅集图》,虽非《佚目》物,亦是极精之品。克利夫兰博物馆亦以庋藏中国历代绘画见称于世,有马远《鸳鸯竹石图》、梁楷《花鸟图》、宋人《雪景图》和《蹴鞠图》、元·李士行《清泉乔木图》以及宋元散页多幅,又收藏了《佚目》中的马远《豳风七月图》、宋人《西山无尽图》和赵光辅《蛮王礼佛图》、元·姚廷美《有余闲图》等。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在庋藏中国历代书画上的成绩也大有可观,该馆藏有北宋·李公年山水轴,堪称传世孤本,还有黄庭坚行书《行书赠张大同卷》、传为李公麟的《孝经图》、王洪《潇湘八景图》,元·钱舜举《栀子来禽图》、赵孟頫《幼舆丘壑图》以及明初王绂墨竹和山水等;也先后购《佚目》作品7件,为元·赵孟頫等《赵氏一门合札》、柯九思《上京宫祠》、康里巙巙《草书柳宗元梓人传》(《佚目》外)、鲜于枢《御史箴》、俞和《乐毅论》和明人沈度、沈粲兄弟《真草书诗》等5件,以及北宋·米芾《三札帖》即《岁丰》《留简》《逃暑》3帖(从日本购入,原为5帖,其余2帖尚在日本)、南宋·张即之《楷书金刚经》3册。以上所列肯定不够全面。此外,在欧洲及日本也还有散佚的清宫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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