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老生常谈——李桦、王琦纪念个展解析
2018年03月13日 11:03:44    作者:郝斌   来源:《美术观察》

“桃李桦烛——李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展”现场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相继举办了“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纪念研究展”、“桃李桦烛—李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展”,对两位世纪版画老人的百年艺术历程做了较全面的学术梳理和艺术回顾,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两个展览并未因“老先生”题材而做简单化处理,而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手段,无论在展览构思、展品选择、展览设计、学术深度等方面均探索并达到“老先生展”的新维度。本文尝试从艺术史、艺术家、展陈三个角度对两个展览略作解析。

  两个展览是中央美院“百年辉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名家”系列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美院即将迎来百年校庆之际,特举办李桦、王琦纪念个展,显然是看重了两位版画老人、美院老教授漫长而辉煌的艺术历程,以此与美院的百年辉煌相互映衬,而展览的举办更将百年校庆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展览既梳理、展示了两位老人的世纪艺术历程,又鲜明地以他们的美院时期为重点,通过大量作品、原版、文献、实物、影像等多方面资料的综合展示,使观众可以穿越时光,触摸往昔的印记,也是对中央美院辉煌校史的另一种呈现。

  这两个展览也成为近年来兴起的现代版画名家展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全国几大艺术机构已先后举办了邹雅、古元、彦涵、黄新波、王琦、伍必端、李少言等现代版画家个展,持续引发了强烈反响。对于现代版画名家的集中回顾、展示、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也是对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现代版画冷落境况的必要弥补。这一热潮的突然兴起并非毫无缘由,很可能是受到了当代大众文化潮流的影响,作为“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并以大众化为追求的新兴版画,自然在当代语境下很容易再次获得大众的喜爱。的确,目前,无论艺术界、学术界以及广大民众似乎都同时萌生了对现代版画的兴趣,其具有的独特艺术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也都在当代迎来了重新审视的契机。这一热潮即试图通过个展的方式,集中发掘现代版画“老先生”的丰富价值,已然成为当代美术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李桦、王琦纪念展正是这一展览热潮的最新延续。

  此次李桦、王琦纪念展可谓在“老先生展”的拓新、“老先生”艺术成就的发掘、“老先生”的再认识等方面探索了新维度。毋庸讳言,李桦、王琦是20世纪中国革命美术的领军者,也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在鲁迅先生的号召和指引下开展新兴木刻创作,并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洗礼。他们以木刻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美术运动,创作出大量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社会意义的著名作品,并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与今天我们对于木刻的认识不同,即往往将木刻当做一个艺术媒介、一个画种;而在当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鲁迅《〈新俄画选〉小引》,原载《艺苑朝华》1930年第1期第5辑,转引自张光富编著《鲁迅美术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小小”的“木刻”却承担了巨大的使命—艺术革命、社会革命以至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而并非仅是一门艺术。因此,在这一枚小小的木刻背后,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承载着木刻家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还肩负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木刻家先后进入中央美院任教,在继续坚持版画创作的同时,也进入了不同的艺术领域,王琦注重美术理论、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而李桦则全身投入了版画教育,他们都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并为中央美院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纪念研究展”现场

  此次两个展览都达到了研究展的水准,体现了策展人对于“老先生”的深入认识和发掘,并做了充分准备。展览并未停留在单纯将李桦、王琦作为一个版画创作者进行展示的层面,而是关注到其多重身份和综合贡献。如李桦展览,被分为三个单元进行叙述:“先锋骁将”、“美院先生”和“木刻作家”,便是对李桦的全新解读,已然走出了纯作品展示的单一框架。其中“美院先生”单元,通过李桦大量教学笔记、讲义、总结、课程设置、样稿、出版物、课堂照片等多重资料,突出呈现了他作为版画教育家的活动和学术思想;在“木刻作家”单元,也精心展出了李桦撰写或出版的各类文稿、书稿、出版物(据了解,李桦生前撰写的理论文章多达一千余篇),从而凸显了作为一个美术理论家的李桦。王琦展也体现了相似的展览思路,尽管该展览仍以年代为叙事主线,却凸出了王琦在中央美院时期的工作。在展出其版画创作的同时,还展出了王琦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工作的资料、参加“十二年美术学科规划”工作的资料、参与文化部主持的《外国美术史》教材编写工作的资料,尤其展出了王琦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筹建和教学的档案、资料等,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对于王琦认识的不足。日前,中央美院人文学院举办了纪念美术史系成立60周年活动,却几乎未提及王琦的贡献,而此次展览的举办可谓做了及时补充。也正是在这种多重身份、丰富经历的展示中,一个全新的、立体的“老先生”形象从中凸显出来。

  这两个展览还有一大特色在于,注重对“老先生”个体性、复杂性及其个人精神的发掘,从而使展览在内容充实丰富的同时,具有一种精神的底蕴。如在李桦展中,策展人将李桦的书信、日记、证书、证件、聘书、结婚签名册、请柬、藏书以及数量众多的个人照片等都进行展示,使观众从这些与李桦密切相关的物品中更深入到李桦的生活、内心之中,感受他的精神、他的追求。同样在王琦展中,不仅展出了王琦上海美专时期的毕业纪念册、“文革”中撰写的《对“画室问题的揭发”》、《在美院十七年的经历》手稿,还有他的日记本台历等。尤其在1979年3月23日那天的台历页上,王琦用粉色的彩笔在数字“23”上画了一个红光灿灿的太阳形象,并在下面用工整的美术字写道:“下午,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结论是,全体一致通过同意入党”,让观众可以直接体会到老先生当时激动的心情。显然,对于老先生心境、精神以及日常生活的揭示,都大大增加了展览的生动性、可读性,也正成为展览中最富魅力、最吸引人的地方。

  还需要注意到,两个展览除了在展览构思、展品选择方面做了精心准备外,在展陈方面也富于匠心,尤其李桦展的展陈设计颇为新颖。该展几乎全部采用一种打开的档案箱的方式陈列展品,观众走入展厅,迎面而来的便是无数个大小不一、摆放各异的档案箱向观众敞开。观众欣赏展览,也正如同去探索、解密那些尘封的历史档案,产生一种奇特体验;而在展厅中央位置有一个较为独立的小厅,策展人特意将其设为专门展示李桦影像的展室,观众走入其中,面对李桦各个时期、不同场景的影像,似乎与李桦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同样具有新颖的体验。显然,通过新颖的展陈方式,也能够吸引观众对于“老先生展”的兴趣。

  的确,“老先生展”容易办成“老生常谈”。有一部分观众,一听到“老先生展”,就容易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诸如“以前的艺术”、“看过多次”、“没有新意”等,而缺乏看展的冲动,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老先生展”遭遇的一些实际境况。究其原因,主要是主办方缺乏对“老先生展”的重视,缺乏深入研究,而往往将之做简单化的作品展陈。这使得展览缺乏生动性、新颖性、深度性的展示,也难免使得观众对“老先生展”产生“厌烦”。

  这些“老先生”艺术家,一般都是已经取得突出艺术成就的著名艺术家。在峥嵘岁月中,他们向时代、向社会、向人民贡献了他们最杰出的创造,今天许多作品可能已随时代远去,停留于艺术史的叙述中,并为我们所熟知,如李桦的《怒吼吧!中国》(1935年)、王琦的《石工》(1945年)等。但如我们仅凭《怒吼吧!中国》而认识、定位李桦,仅凭《石工》而认识、定位王琦,显然过于草率了。实际上,在这些最主要的创作之外,这些“老先生”还有更加丰富的创作、探索;甚至在艺术创作之外,他们还有多方面的贡献以及多重身份;同时,我们对于这些如《怒吼吧!中国》、《石工》等经典作品是否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对于时代中作为艺术家个体的“老先生”是否有真正的了解等等,许多方面仍需要主办方、策展人加强研究、加深认识,从而能够通过展览构建崭新的维度,以揭示出这些“老先生”的真正价值,而这些隐藏的价值正是引起观众趣味之所在。

  “老先生展”极富魅力,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研究价值和展示价值,关键在于主办方、策展人如何去策划、发掘。在中央美院举办的这两个“老先生”专题纪念展览,做了较好的范例。举办“老先生展”,我们主张应该具有研究性,应当建立艺术史的视角,并立足于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成就、贡献以及个人;如果还能在展陈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就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展览效果了。试问,如果做到这些,当观众踏入展厅,又怎会不产生兴趣,又怎会是“老生常谈”?

  注:郝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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