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谢稚柳、徐邦达之“怼”
2018年04月11日 14:04:42    作者:陈振濂   来源:《杭州日报》
  书画鉴定和围绕着它的学术争论,曾经是一个当代收藏鉴定史上最重要的话题。在其背后,是需求市场迅速扩大和权威专家作为稀缺资源的珍贵。像徐邦达先生作为著录学派代表、谢稚柳先生作为风格技法学派的代表、启功先生作为文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在当时可以说是鼎足而三、叱咤风云,标志着一个鉴定时代的煌煌。

  但即使是这三位领袖级的人物,因为都是龙头老大,有时闹起纠纷来,也还是令人难以措置其间。尤其是谢稚柳先生与徐邦达先生两位大师,几乎是“怼”了几十年的“冤家”伙伴。

  《雪竹图》:鉴定家个人观点之间的学术之争

  《雪竹图》是近代上海著名藏家钱镜塘最重要的藏品,后捐赠上海博物馆。谢稚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五代南唐画坛中号为“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的大画家徐熙的力作,并于1973年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对它进行全面论述,并从技法角度认为:世传徐熙“落墨花”因为没有史料尤其是实物为证据,一直不明其详。但正因为《雪竹图》的出现,足以印证徐熙“落墨”的技法特征,解开了一个久探不决的风格技法谜团。虽然《雪竹图》并无明确落款,但如此水准的精彩与独特,非徐熙“落墨”之法不足以当之。两宋至元明以后,绝对无此眼界亦无此炉火纯青的技法表达。  

【五代】徐熙 雪竹图 绢本 151.1cm×99.2cm 上海博物馆藏

  10年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在《艺与美》1983年第2期发表文章《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认为《雪竹图》应该是南宋以后物,甚至还可以断到元明,明确不同意谢先生的鉴定结论。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多少波澜。但四年之后,谢稚柳先生赴香港,看到了这本杂志,遂又于1986年撰文《再论徐熙落墨花——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对徐邦达先生进行了反驳,并就具体的文献解读如“落墨”名词的理解,乃至当时画面多用绢本所能达到的尺寸幅面来推定时代标志等等。从技法风格分析角度论,谢稚柳作为画家,明显具有实践上的敏感,且他对唐宋画风鉴定更擅长;而徐邦达多攻明清,论《雪竹图》为南宋后物似乎也与我们通常的印象脱节。但问题是《雪竹图》本身无款,硬指实它是徐熙所作,也缺少过硬的证据。故而只能作为一个悬案留置后世。双方的论辩明显带有学术立场和学究气味,上博对故宫,两大博物馆巨头旗鼓相当。

  这是谢稚柳与徐邦达的第一次对垒。此后两人还论战过多次。

  《仿石溪山水图》:市场引起的商业利益之争

  1995年,书画文物交易市场刚刚解禁,人们还在小心翼翼地试水;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举办秋季拍卖会,绍兴一家纺织品公司以110万元拍下了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引起了广泛关注。坊间议论纷纷,也有指它不真的意见。买家开始并不放心,遂通过关系,找到与张大千有几十年交往的谢稚柳先生鉴定。谢老明确鉴定意见并有亲笔鉴定书“为真迹无疑”。但买家还是不放心,又辗转托人请北京故宫的权威徐邦达先生鉴定。徐先生却表示,这件画是摹本,张大千题识是从别处移接过来,故而不真,为此也出具了鉴定书。

  买家心里更犹豫了,提出退货。拍卖公司当然不愿意。于是买家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连续提起上诉。法院一看,两家都是鉴定泰斗,一言既出,谁也不会认输。案子一拖再拖,持续几年,迄无定论。1998年,坚持真迹说的谢稚柳先生去世;法院又组织委托北京国家文物局11位专家组成鉴定组,最终确认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是伪作。遂以此为定论,判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败诉,裁定须赔偿金额为127.5万元。这被鉴定收藏界认定为文物拍卖的第一场官司,即所谓“华夏第一拍卖案”,具有指标意义。

  但浙江和上海的一些专家一直以来并不服气。记得2014年12月,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和《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共同策划主持的第一届“收藏·鉴定·市场·拍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滨江召开。在研讨会的圆桌会议阶段,我又重提此事。在场的故宫专家们和一般了解此事件的业内人士认为,法庭既已有判决,自然无须再议。但独独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举手要求发言,认为这个案例不典型,判决不公。理由是,第一,从组成专家组的时间来说,明显对谢稚柳先生不公。因为他已谢世,无法据理力争,甚至发言抗辩的机会也没有了。第二,专家组是由北京的专家11人组成,而没有上海或南方的专家,有偏听偏信之嫌。第三,组织方是国家文物局,与故宫博物院同一系统,公私交集太多,不符合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利益相关方的“回避”原则。且11人中徐邦达先生的故宫职场同事与门生子弟不少,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判例,在今天学术讨论时不足为证。我听了觉得似乎有道理,如果程序公正有瑕疵,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反驳这种质疑。

  古书画鉴定是一个神奇的所在

  谢稚柳先生与徐邦达先生皆是西泠印社中人,又都是名流大家,著作等身,但一遇到意见分歧,往往各执一词,有时很难协调圆融,这是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优点也是缺点。曾听人说,在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做巡回鉴定历时达8年,其间谢、徐二老时起意见纷争。谢老是鉴定组组长,又是名画家,说话口气自然不同,一言九鼎,不耐烦争辩;徐老则身处故宫,眼界极宽,胸中案例极多,且于历代书画著录烂熟于心,经常会提出一些让人猝不及防、无法回驳的证据,令对手憋得难受。谢老是艺术家,脾气大,有时言辞稍不如意会发飙,又以辈分较高,别人难捋虎须;徐老则不以言辞锋利著称,一遇冲突,就生闷气,有几次气急了,声明再不参加鉴定小组巡回鉴定活动,结果是启功出面协调,婉言相劝。我有一次问启老,当年谢老和徐先生意见不合,其他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几位大都沉默;您也是组长,总是当“和事佬”,可有此事?启老笑而不答,稍迟又叹了一口气,说“都是过来人,老顽童了,脾气还是不改”。

  古书画鉴定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没有落款,再有充分理由证明,都无法坐实《雪竹图》是五代徐熙的真迹,这即是证伪不证真的道理。只要两个著名鉴定家意见不一,谁也无法打败对方,各持一见,互不相让,也只能存疑而无法定论。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究竟是真是伪?即使法院判伪,但在鉴定界仍然不是定论。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回忆此一公案,其实对画真画伪反而不太在意,但对谢、徐、启三位大师的音容笑貌反而切切在心,这样三位顶级人物,真要“杠”起来,竟然也是如此可爱,像小孩子怄气吵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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