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坚决”,如何“稳步”——以胡一川、徐悲鸿为核心的华大三部美术系与国立北平艺专的合并问题(上)
2018年06月13日 11:06:59    作者:华天雪   来源:《美术学报》
  1949年10月,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1]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与它们各自经历过的历次变迁不同,此次合并是两套美术教育体系从打乱、揉合到重塑的过程。前者以“客”入“主”场,最终“反客为主”,将原教学框架逐渐打散、打碎,有选择地“揉”进自己的体系,并在消化多种元素基础上,富有创造性地建构起新美术教育系统,成为具有示范性的模式,推行全国并影响至今。不用说,这个合并是艰难的,但到底有多难,其过程、步骤、具体细节是怎样的,合并的得失是什么,胡一川和徐悲鸿这两个核心人物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都需要予以解答和深入研究。因为由之诞生的中央美术学院,在近七十年的中国美术生态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根源上认知这个与我们今天仍然息息相关的美术系统。同时,它更是书写新中国美术史绕不过去的段落[2]!

  据笔者对所掌握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合并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合并”前的独立发展期

  从华北大学(以下简称“华大”)迁入北平到其美术系与国立北平艺专(以下简称“艺专”)合并前,有一个各自独立发展的短暂时期,它们在时间上略有差异,即前者于1949年3月迁入北平,在经历二十余天的修整后,于4月正式开课,9月中旬结束;后者自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旋即经历月余的“军管”,于3月初正常开学,7月正常放假。这期间,华大三部美术系的教学体现了延续“延安系统”的完整独立性,而艺专则经历了新政策、新思维的缓慢渗透与改造,貌似延续着原有的运行,实则并不平静,艺专及其教职员生初尝以艺术紧跟政治的被动与无所适从。这两个分别由胡一川和徐悲鸿“领军”的机构,在这个时期需要各自表述。

  (一)华大三部美术系之“合并”演练

  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开展国防教育,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四个部,1940年10月,社会科学部改为社会科学院,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设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个系及一个文工团;教育学院设教育系及中学班。1941年3月起,改设法政、文艺、教育三个学院和群众工作、中学两个部。1942年缩编,仅保留教育学院。1945年底教育学院随军进入张家口,恢复原来的三个学院。在该校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唐县的农村到张家口、束鹿县的农村及正定县城的9年多办学中,毕业生达8000余人,对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以及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均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共中央预见到全国的胜利将急需培养大批干部,于8月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干部,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成立时在校学生15000千余人,下设四部两院,即一部为政治训练班,二部为教育学院,三部为文艺学院(沙可夫任主任),四部为研究部,两院为工学院和农学院,于1949年3月迁入北平。各部院后来或发展为新型的独立院校,或与相关单位合并组建成新院校。从1948年8月成立到1949年年底结束,该校共培养干部19000余名。

  胡一川于1945年年底即到迁至张家口的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工作,任总支组织委员;1947年曾带领华北联大师生参加土改;1948年任华大三部美术系副主任;1949年1月15日任天津美术工作队队长,并作为军事代表负责接管天津艺术馆;约4月到北平,主持华大三部美术系的工作(图1)。

  图1 1949年4月,中央从天津调胡一川回河北华大三部任美术系书记,带队与北平美专合并。

  在1949年3-8月的学期,在刚刚接管北平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千头万绪中,新政权采取了“新”“旧”两套教育系统暂时独立进行的办法,未被取缔的学校在名义上接受军管后大多基本维持原有教学秩序,而延安系统的学校则继续偏重新中国所需各方面干部的培养。除原有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军大”或“政大”)外,又于1949年2月在北平西郊西苑创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接收学员12000余人(其中住天津分校的3000余人,在平学习者9000多人),以失学学生占最大多数,职员、教师次之,此外还有小部分商贩、旧军人和失业工人等,学期约6个月,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当前各种政策和形势、共产党建设及历史等,艺专教员宋步云即曾在这里学习。这个新组建的学校还容纳了100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其中老干部占三分之二还强,这与接管北平的“两快两慢(物资与政权要快,文化与外交要慢)”方针和“表面慢实际稳”方针相一致,正如他们被反复告诫的那样,对于接管了的文化、外交、教育等机构,与其在未摸清情况时冒然插手,不如先尽量少去干扰,集中于驻地政治学习。

  华大因设在城里,规模比革大小得多,也更专门得多,即除了必需的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培养符合新思想、新政策的创作人才。据胡一川《在华大三部美术系美干班编班动员会上的讲话》和《在华大美术科毕业典礼暨入团仪式会上的讲话》,华大三部美术系此学期教学为短期训练班性质,共招收180名学员(实际毕业人数约164人,其余10多人毕业前即被派出工作),其中极少数来自老解放区,其余大部分为平津解放后失业失学、要求进步的青年,他们来自的地区、阶层、成分、年龄、文化水平不同,入学动机也不一样,思想情况更是复杂。对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共的方针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此期共分三班,罗工柳、彦涵和辛莽分任班主任。教学强调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纠正为艺术而艺术的旧艺术观,弄清艺术为谁服务和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以培养做普及工作的人才为目的。

  通过不到半年富有实效的教学,积累了不少改造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经验:

  1. 从每个人具体情况出发,以自学、互助、辅导、启发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过去的思想行为有了新的批判,初步养成了新的生活作风,端正了新的生活态度,建立了新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组织观点、阶级观点、唯物论观点等革命观,初步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2. 通过讲座和报告会的形式,快速改变了过去的政治认识,改变了对共产党、苏联、人民、八路军、蒋介石、美国等的看法;3. 通过纠正只有技术没有政治内容的纯技术观点,以短时间素描石膏像训练后立即画人物、多搞创作的方法,解决了过去不习惯或不敢、不知如何创作的问题,对于如何选择题材、如何表现主题等有了一定认识,对美术工作的对象(即为谁服务)、普及与提高(即如何为法)问题也有了明确认识;4. 大量发展团员,在135名青年中发展了83名团员,占61%,通过他们所起到的积极带头作用推进思想改造和教学任务的完成。

  这些工作方法与“延安体系”一脉相承,后来均融化到对艺专的合并与改造中,此次教学实践可以说是“延安经验”在面对城市文化建设新形势时的初次变通和与旧体系的浅层次磨合,亦似可看作“合并”的演练。

  华大于1949年9月9日举行了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品一大部分来自此期学员的创作;9月14日前完成了学生毕业分配等工作。至此,华大三部美术系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二)国立北平艺专和缓而坚决的被改造进程

  不用说,艺专在这几个月间的情形远比华大三部美术系要复杂得多,和北平所有机构一样,它面临着由旧到新的质变,且“变”得被动而仓促。它面对的变局不单单是内部的,而是内外夹击式的,外部的政治形势决定性地制约着学校的种种变化,办学与政治的关联从未如此紧密。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军管”。

  1. 艺专所面对的“军管”的一般情况

  北平从2月到4月实行了军事管制,以武装为后盾,全面接管包括政权机关、物资机关和文化机关在内的所有机构。北平军管会之下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于1948年12月21日奉命成立,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钱俊瑞、陈微明(沙可夫)、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等18人为委员,其中钱俊瑞为主任,沙可夫为副主任[3],下设四部:教育部(包括高等教育处、学术机关处、社会教育处)、文艺部(包括戏剧音乐处-戏剧组、音乐组,电影处,艺术教育处-艺专组、社团组)、文物部(包括博物馆处-故宫组、历史博物馆组,图书处-图书组、文献组)、新闻出版部(包括新闻处-报社组、通讯社组、广播台组,出版处-书店组、刊物组)。其中文艺部部长沙可夫,副部长李伯钊、马彦祥;艺术教育处处长艾青,副处长江丰、李焕之[4];艺术教育处接管代表组组长沙可夫,副组长艾青,组员江丰、李焕之、陈企霞,艺术教育处联络组组长王朝闻[5]。该委员会以华大干部为主,共500余人[6]。艺专直接对接的首先就是这个委员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艺术教育处艺专组,相关负责人依次是艾青、江丰和王朝闻。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的胜利,军队还要继续南下,不能把许多兵力压在北平,因此军管会的任务只能是在短期内对极少数破坏分子进行镇压。鉴于此,军管会在进城前就确定了“两快两慢(物资与政权要快,文化与外交要慢)”的方针,认识到“初接收一个城市,如果一律因袭旧的,而不加以改造,不加甄别,是错误的;反之,如果一律推翻,完全换成新的也不行。一方面新的一套未必合适,同时全换也不可能”[7]。因此除了权力机关和物资必须立即接管外,其他被接管机构,由于共产党干部还没有经验,除撤换必要的主管人员外,先以军管会名义和派遣军代表的方法,指挥原有人员照常工作,即以共产党的政治和原有技术力量相结合。而所谓军事代表制度,就是一个军事代表带两三个联络员去接收被接收的机关[8]。

  从文管会成立到1949年2月1日入城前的一个多月里,所有干部除了了解情况并拟定、修改接管计划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接管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政策,节选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原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和《知识分子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必修文章[9]。

  在入城前,叶剑英向自己的干部强调“对文化接管要慎重,尊重文化界,要斯斯文文地对待他们”[10]。彭真也说:“现在正是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靠拢我们的时候,要严肃态度,正式向他们讲我们的主张,不要敷衍他们,不要马虎、态度要好、帮助他们、与他们合作。”[11]叶剑英在1949年3月2日的《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上更是坦率地对民主人士们说:“我们深深感觉建设一个新北平,如果不团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如果不将一切革命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是做不好的。”“我们共产党领导者谆谆告诫自己的党员,要很好的和非党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只有团结非党民主人士的义务,没有排斥非党民主人士的权力。”因为,“二十几天的接收工作已经快结束了,艰难的管理工作即将开始”,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后,将长期地进行建设工作,这比军事工作还要困难得多”,而“在座的先生们,无论在城市知识、城市管理、城市政策各方面,都是我和我们干部的先生”[12]。

  这种“慎重”或“慢”(或者“表面慢实际稳的方针”)“能照顾中间的多数,可以稳住北平各院校的教授,甚至影响及于全国”[13],显然是中共应当时状况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而其最终目的至少在面对自己的干部时并不隐晦,如叶剑英在1949年1月20日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北平入城准备工作的报告要点》中将列宁的“妥协的形式,消灭的内容”,具体解释为:“所谓消灭有两种方法,一是武力解决,一是民主改编,把他们的士兵进行民主教育以后,变反革命武装力量为革命的反蒋武装力量,是一种性质上的改变,这也是一种‘消灭’……当然这些人不一定可靠,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不可能和他们长期共居的,这些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造教育,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可以重新任命,我们应该在这个期间逐渐地全面切实控制这些机关。大批地训练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职员,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党极其严重的任务了,……俟旧人员逐渐由辞职调走,慢慢将我们干部放进去,最后达到完全控制。”[14]

  对于包括艺专在内的学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开负责人及员生工警代表会,由军代表宣布接管方针、政策,接着开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讲解方针、政策。接管后的人员生活和业务统由军管会处理,并酌留联络员驻于该处,到正式移交管理机构为止。军代表负责审核旧人员之去留,监督原主管人员继续工作,调查研究本单位情况和熟悉业务等;联络员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军代表执行具体工作,同时负责通过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对各层人事关系以及各人员的政治面貌、学识技能、群众影响等进行调查[15],即把“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检查结合起来”[16]。

  军代表有长期、短期之分,原则上若旧人员经考察后表现不错,军代表便撤回,并“将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这种形式”,徐悲鸿的继续留任即是典型例证,而且其留任并未经考察,这应该与其名望、统战重点对象身份、明确而积极的配合态度和艺专的较强专业性等均有关系;相反,若军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学习,真正充分熟悉业务了,比旧人员做得好,就正式任命为主管[17],即能换成军代表就尽量换,换不成,则退而求其次地使用那些经过了一定改造、表现较好的旧人员。但从后来的事实看,旧人员大多迟早是要被换掉的,而这翻转的命运也同样发生在了徐悲鸿身上——自1951年7月江丰回到央美,徐悲鸿便被以身体原因搁置起来直到去世。

  一揽子式的集中而简单的军事接管大多较为顺畅,但在维持正常运行方面却多感棘手,于是在3月中旬即“把一切公营事业和文化教育机关移交给一定的业务机关去领导,按照统一的建设计划恢复和加强其本身的工作”,同时精简军管机关,继续镇压反革命残余[18]。即真正的军事接管从2月2日正式开始,在约1个半月中,北平原政权机关、文化教育、企业、交通等大小1000多个单位差不多全部完整接收,并在1949年4月完成移交[19]。艺专也由军管会文艺部移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高教会”)。

  接管清点之后,接着就是人事问题了,规定整个北平“教职员、生、工、警及其他文化从业者30000余人,除了工人、学生外,其他无论政权或企业部门的公职人员、管理人员等都须做甄别,文教部门的政治性人员,如党义公民教员、训导人员及新闻出版部门的编采人员、法院的推检人员等,原则上不予留用,广大中下层职员则需经过考察分别决定,其中重要特务分子送交公安局受训;一般特务或党团工作人员开除,登记,听候处理;贪污分子开除,重大案件送法院究办;年老力衰、无工作能力及思想顽固、生活腐化者资遣,令其退休;其余则分别留用,须在本部门接受短期训练或送华北三大学(华大、革大、军政大学)学习;属于企业技术部门……一般不予变动”[20]。“在各接管单位中,派系斗争、裙带关系、封建集团要一一予以摧毁,代之以统一的职工组织。”另外,准备成立一些研究机关,“吸收一批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予以教育”。但“真正做到彻底整顿人事需要较长时间”,迫切任务是“必须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主持业务与行政,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否则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就会影响管理工作的推进”,而“配备干部要兼顾到个人的长处与工作需要”[21]。

  治校,除了人事,便是课程的设置了,对此,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深知课程变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将原有课程分为三类,分别对待:内容反共反人民的根本否定;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和实践有若干脱节的,留待将来改造或改良,但目前无暇解决,这主要指理、工、农、医、铁路等;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如文学、教育、经济、地理、艺术等,或部分暂时尚可采用,或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22]。针对当时情况,课程方面可以立即着手的就是所谓“抓紧思想上领导”,即“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在各大学进行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的讲演[23]。

  以上种种,就是军管时期与艺专关系最为密切的背景了,艺专的变化首先离不开这个背景的规定性。

  2. 军管及军管之后徐悲鸿的政治处境

  从军管开始,徐悲鸿的处境存在着明与暗两条线,即明面上的徐悲鸿风光无限,但隐晦处的情形却有所不同。

  北平解放之初,徐悲鸿就与进城的延安系统的美术同行有了接触,参观了华大美术工作队,看到了江丰介绍给他的多种延安风格的年画,其突出的教育意义给徐悲鸿留下深刻印象。徐悲鸿当即决定在3月初新学期一开学就在艺专大礼堂举行“老解放区美术作品展览”,并对展品中王式廓的套色木刻《改造二流子》(图2)赞不绝口:“论题材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主题新颖;论构图,这幅画最完美;论人物,最成功;论技巧,最高明。……是一幅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起教育作用的杰作,美术学院可请他当教授。”这个“当教授”的“承诺”确在合并之初就得以兑现,这是后话了。徐悲鸿还对画展上冯真的年画《娃娃戏》、林岗的《赵桂兰》和罗工柳的《地道战》等,均给予肯定和鼓励。在其发表于4月3日天津《进步日报》的《介绍老解放区美术作品一斑》一文中,甚至断言“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起点”,这些作品“都能以毛泽东先生的文艺政策为依据,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主题,所以必须叙述翔实,摹写精确”,能“与生活感情相溶化”,“当然为大众所爱好与接受”,而他自己“虽然提倡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受劳苦大众,事实上也无法接近,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广大的劳动者与艺术是完全隔绝无缘的”。徐悲鸿并提议由政府指定雕刻家或画家,为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英雄“描绘其像与事迹,陈列于公共场所,以资表扬与鼓舞”,他还认为这种能反映时代的“重要文献”,必将与古希腊遗留下来的胜利武士像媲美,光耀文化,并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革命浪漫主义作风,垂之久远[24]!

 图2 王式廓 《改造二流子》 套色木刻 16.5×25.4cm 1947年

  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出徐悲鸿在展望未来新美术时的真诚与热情!他对解放区画家与作品的赞扬并不由他们的职位高低而定,也并未广泛肯定,所评更非泛泛,均是他真正认可之处。他最后的建议也是他历来向政府提出的,只不过面向的是不同的政府而已,可以说他的艺术观几乎没有阶级性,他还是在用习惯的思维思考新中国美术的未来!

  也是在新学期之始,徐悲鸿倡议在油画系开设短期、临时性的领袖像课程,以配合当时的宣传任务,并亲自指导,且指导得非常具体、详细。开设该课程的创意或许并非源出于他,但这样的倡议还是充分体现了他积极配合的态度,同时,也应该有把课堂教学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提高学生人像写实能力的考虑,二者并不冲突。

  3月3日,徐悲鸿在回复老解放区美术工作者、《东北画报》编辑尹瘦石的函中说:“弟虽与人民解放军方面无任何关系,但逆知其作风开明,故留平未走,果得军方嘉许,留任现职,且多方协助,弟自问无与人民不合之处,故敢毅然接受此职。”对人民解放军作风开明的认识和“自问无与人民不合之处”,体现了徐悲鸿对共产党的直观认识,和对留、走问题的简单认识。

  如果梳理徐悲鸿在解放初的活动,就会发现他置身于一批最高级别文化名人之列,频繁出席各类相匹配的活动,热闹而风光,如3月3日与70多人在北京饭店出席了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者委员会和华北文艺界协会举行的茶会,并代表发言;3月下旬被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代表,并于3月29日至5月25日随40多名团员赴捷克、苏联参会、访问,4月23日在布拉格分会场得到南京解放消息,这成为其大幅中国画《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创作动机;3月25日出席周恩来举行的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宴会,并在会后交谈;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在政治权衡中和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徐悲鸿不仅仍然保有其校长之尊,且声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但同时,还有另一条线索:早在2月初,徐悲鸿就“将保守势力对他攻击的文字罪证,呈交给接管艺专的军管会代表艾青”[25],此时正值接管方汇总各种情况的时期。所谓“保守势力”应为1947年“三教授罢教”事件中的对立势力,即秦仲文、陈缘督、李智超等。对于徐悲鸿掌校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种“呈交”实属正常,但从时过两年依旧难以释怀来看,说明一方面徐悲鸿有借助新权力扫除异己之心,一方面三教授虽被罢免,反徐势力依然存在且不弱,否则无需“告状”。当然,即便没有徐悲鸿这一“状”,反徐一方之“保守”也注定是不会见容于新政权的。但是,谁又会想到,徐悲鸿之被容纳也是极其有限和表面的呢?

  中央美术学院档案室存有一份军管时期针对原艺专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按职务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

  男,54岁,江苏宜兴人,父亲是学画的,少年时家境不佳,曾一面上学一面教书。可称中国西画界前辈。法国留学。曾游历欧洲各国,返国后即任中大艺术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并在上海办新华艺专[26]。抗战前在粤桂一度反蒋。抗战时期在南洋、印度等地卖画得巨资捐献伪中央政府,因此得蒋青睐[27],并在渝为之建立中国美术学院。胜利后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并任中国美术作家协会理事长,主编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

  政治面目:无党派,自由主义者,无强烈的政治主张,重才重感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教导学生以成大艺术家为目的,主张写实但技巧重于内容,生活还简朴,有血压高病,不大接见人。

  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在朝高级军政大员关系密切,如李宗仁、朱家骅、胡适之等。其前妻蒋碧微系国民党员,并任国民党参政员等职。

  解放前国民党曾派专机来接他南飞,当时他有些犹豫,后经进步教授进行解释,又因其对艺专有些留恋,及自己藏画很多,不便搬走,最后决定留下。解放后[28]开始认为思想转变是很容易的事,经过一个时期后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他在开学[29]的讲话中,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他仅仅初步的在思想起了一些变化,对新民主主义有了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

  我们暂把这份材料中诸种与史实有出入之处放在一边,简单分析一下其中的几个要点:所谓“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表明军管时期有学生加入校务委员会,徐悲鸿虽然不得不配合,但对某些事情理解有限;“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透露出他在很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表明他在接受共产党艺术主张上,主观愿望与具体实践上的差距;“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表明他对于共产党发展其美术事业的有限度的可利用性。——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总之,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

  尽管对艺专的接管工作不到一百天,但正如共产党人的内部指示所说,短期接管以维持现状和平稳过渡为主,而之后的长期接管才是真正的接管,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换血”。对于普通教职员和学生来说,这样的接管近于波澜不起;但对于一校之长的徐悲鸿来说,随着短期接管的结束,则波澜渐起。他虽然也积极于思想改造,但终究难以符合革命思维,也就难以被新政权真正信任和依靠,这份接管结束前后的内部调查资料便是很好的证明。它基本已将徐悲鸿定性,也基本决定了他在之后四年余生中在新政权中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命运仿佛也是与徐悲鸿有类似背景的人们的共同命运。

  不难揣测,在这样一份调查、评价的基础之上,徐悲鸿的尴尬处境。实际上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安排已然失去了以往的权力——戴泽所说“在国立北平艺专可以说是最称心的时候,也是很满意的时候——他有权处理学校里面的事,他说了算”[30],就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一句“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说明问题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过于解聘好友寿石工和强行调离左膀右臂式“大将”宋步云了。

  当然,尽管徐悲鸿被如上定性,也不意味着会被立即替换,他还有可利用的价值:一是北平文化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二是徐氏一直要比刘海粟、林风眠更近于共产党;三是徐氏力倡的写实主义有与共产党文艺方针重叠之处;四是徐氏在美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地位和名声足够大;五是徐氏原本的国立学校校长身份也不是私立美专校长刘海粟和失去校长之尊十多年的林风眠可以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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