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霍多维茨基与法国大革命(上)
2018年06月20日 14:06:23    作者:贺询   来源: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
  按:前本期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涉及艺术与政治事件的关系。作者将我们领到18世纪风云变幻的欧洲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德国18世纪下半叶德国著名版画家霍多维茨基的一系列作品,描述了他本人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大革命的态度,也折射出大革命各个阶段在性质上的曲折变化。这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伯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段话:“对那些被革命毁灭的人而言,谈到革命时,说它是一场无法理解的大灾难更适合一些……而对于那些中产阶级的思想家,以及无论何种阶级,所有受到激进的或自由的知识分子不断宣传鼓动的影响的那些人来说,至少在一开始,它就被当成一场期待已久的拯救……”此文表明,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宝贵的历史文献,不过只有通过艺术史家的研究与阐述,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与理解历史。

  1.导言

  丹尼尔·霍多维茨基(Daniel Chodowiecki)(图1)被今日的美术史家誉为德国启蒙时代最重要的铜版画家、木刻版画家和插画家,有“德意志的霍加斯”之称。他最杰出的艺术作品是一系列对德国18世纪下半叶市民生活的细致描绘,这些版画作品展现出了画家温情脉脉、田园诗人般的个人特质。虽然霍多维茨基对政治题材的描绘在艺术水准上并非顶尖,但他的版画因为其传播广泛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一种记录重大事件和反映思想潮流的历史材料。霍多维茨基在晚年的一系列版画册页中描绘和评价了那个时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这些作品不仅涉及大革命在普鲁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掀起的波澜,还形象地折射出了政治运动和战争背后隐含的新思想和新世界观。 

 图1 阿道夫·冯·丹尼尔·门采儿《霍多维茨基》1859年,布面油画,197×113厘米

  作为一个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家,霍多维茨基比当时的其他艺术家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思潮的变迁之中。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民众对出版物或曰公共教育的需求大大提升,而霍多维茨基凭借他为流通书籍所作的精美的插画在人群中迅速获得了名气。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描绘也由此拥有双重意义: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启蒙思想影响下,市民阶层对大革命的普遍看法;另一方面又以公民教育的方式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了民众意见。因此我们可以说,霍多维茨基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个人的政治立场,也是某段重大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时代精神。

  2. 背景:霍多维茨基为何描绘法国大革

  2.1 霍多维茨基在法国新教教会中的活动

  霍多维茨基的出生地旦泽,位于今日波兰境内,而他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期享有的基本身份是柏林市民,更具体来说是柏林的法国移民群体的一员。这与他比较复杂的家庭背景有关。霍多维茨基的母亲有一半法国血统,其祖先是胡格诺派信徒,这位艺术家后来又与法国移民区女性结了婚。作为广受欢迎的德国画家,霍多维茨基与法国确有特殊的亲缘。

  1755年霍多维茨基在柏林与来自法国香槟地区的绣金师傅的女儿珍妮-玛丽 · 巴蕾(Jeanne Marie Barez)成婚。巴蕾的家庭说法语交流,于是霍多维茨基的法语水平也大大提高。这桩婚事使他在宗教上更加亲近法国新教信仰,同时还为他带来了一些教会里的义务工作。[1] 1760年至1784年间,霍多维茨基为柏林的法国新教团体的执事机构供职,他的艺术才能也在此挥洒,最重要的案例便是他为位于御林广场的法国大教堂做的雕塑装饰设计。[2] 除了艺术相关的工作外,他还为教会做财务和行政上的管理,还要负责对他所居住社区的穷苦人家进行家访。[3] 除霍多维茨基之外,当时教会还有四十余位成员从事与他类似的职务工作,他们共同构成了该教会的领导层。当时的霍多维茨基可称得上教会中最杰出成员之一,因为他既是当代成功的艺术家,又是户牖殷实、才学出众的一家之主。

  实际上,霍多维茨基在法国新教团体中的工作只是义务劳动,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为宫廷和军方进行创作。在法国移民社区的生活为他的精神世界打上市民阶层的烙印,其创作生涯又使他亲近皇帝和国家上层,这就产生了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在霍多维茨基对历史题材的描绘中,无论是他那为数众多的勃兰登堡统治者们的肖像画,还是当代重大事件的历史画,都能窥见矛盾之情的流露。

  2.2 历史背景

  正如Märker[4] 在研究中总结的那样:霍多维茨基的人生是一幅典型的“好市民”的画卷。他是家中的慈父,社会的栋梁,温良恭俭、勤勤恳恳。无怪乎有论家把他的绘画称为欧洲“旧日好时光”的象征。这也解释了为何霍多维茨基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站到大革命的对立面:在霍多维茨基的历史画中,宽容、理性、反对暴力才是经常浮现的价值观。为了更好地理解霍多维茨基的个性特征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或许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他常年居住的城市柏林,考察它作为法国移民目标地的一段历史。

  随着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登基,法国宗教宽容的社会环境宣告终结。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宣布胡格诺派为代表的基督新教为非法,这也意味着他废止了其祖父颁布的承认宗教自由的南特敕令。法国国内,新教徒的生活境况一落千丈,其礼拜活动被禁止,教堂被损毁。法国的大批宗教难民开始涌入他国。而此时有“大选候”之誉的勃兰登堡统治者腓特烈 · 威廉及时地颁布波茨坦敕令(1685年10月29日),大力欢迎胡格诺难民前来自己的领地安居乐业。之前漫长而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早已令勃兰登堡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这些拥有技术和资金的法国难民的涌入迅速为普鲁士带来了勃勃生机。在1700年左右已有大约5400名胡格诺教徒归入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庇护之下。尤其在柏林,每五个市民就有一个是法国人[5],柏林也由此成为法国难民活动的中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宽容是柏林这个城市基因中的一部分。霍多维茨基在居住柏林期间曾两次描绘历史事件“圣巴托罗缪之夜”,一次是为神学家巴瑟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出版的教育读物绘制插图[6],另一次是为《1791年哥廷根年历》[7]所作的版画册页[8]。“圣巴托罗缪之夜”代表宗教与政治的黑暗面,以极端的残酷血腥闻名于世。霍多维茨基的这两件作品正是在启蒙时代的普鲁士社会背景中批评“骇人听闻的宗教不宽容事件”[9]。

  1680年柏林的居民人口仅9800人左右,到1690年已翻了两番[10]。人口激增带来了对房屋建筑的大量需求。1688年当政者腓特烈三世[11] 决定对柏林进行扩建,建立“腓特烈新城区”,主要作为胡格诺移民的聚居地。1701年至1705年间,腓特烈新城区中建立起了法国新教教会组织,成为居民宗教生活的中心。而这个教会正是霍多维茨基后来的供职之处。

  对柏林的这批刚刚安定下来的法国移民来说,努力地建设和发展是生活的重心,舒适而富足的生活毫无疑问高于漂浮在虚空中的那些所谓的政治理想。在1789年发生的震惊欧洲的历史事件面前,霍多维茨基和他的生活圈中的同僚们更多只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这就决定了,霍多维茨基绝不可能像德拉克洛瓦那样以浪漫恢弘的英雄幻想去描绘法国大革命。

  2.3 插图化身公共媒体

  在18世纪的德意志,艺术家们没有能与巴黎的沙龙相媲美的交流场所,也无缘那些定期举办的展览活动。诞生在这里的艺术作品其实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广大民众。为流通书籍绘制插图,成为了霍多维茨基的作品流向大众的通路。这种机遇也给霍多维茨基的作品带来了教育性的元素,因为他1758年以来绘制的大量素描、木版画、铜版画,几乎都是启蒙文学范畴内作品的插图。换言之,他服务过的作家全是尼克莱(Friedrich Nicolai)、莱辛、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巴瑟多这样的启蒙主义者。只要能受到读者的欢迎,霍多维茨基什么都画。比如他既为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作过插图(图2),同时也是尼克莱《少年维特的欢乐》[12] 的插画作家。霍多维茨基的插画质量极高,他作为职业画家极其勤恳,又从不挑剔题材,这一切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也最为成功的书籍插画师。歌德晚年在《诗与真》中曾这样评价:“霍多维茨基的小插图令我愉悦,我是多么敬爱这位艺术家啊……我把这些画都剪了下来收到了我最喜欢的版画里面。”[13] 而针对尼克莱的“反维特”他又说:“要不是因为插图,这整本书都没啥用;不过有了这些插图就会让人忍不住读下去,还会觉得,这书里还是有点可爱之处的。”[14]

  图2 霍多维茨基《少年维特的烦恼》插图

  霍多维茨基铜版画中最经典的当属那幅《让·卡拉斯告别家人》(图3)[15]。让·卡拉斯是来自法国图卢兹的商人,信奉胡格诺派。他的儿子自杀身亡后,他被怀疑因为意图阻止儿子转信天主教而谋杀了儿子。让·卡拉斯因此被判处车裂之刑,他的死也成为了加深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仇恨的导火索。《让 · 卡拉斯告别家人》描绘的正是饱受冤屈的卡拉斯临刑前与家人告别的悲情时刻。大革命的前夜,霍多维茨基的这幅画在欧洲广泛传播,引起了巨大反响。而这幅画背后蕴藏的正是启蒙思想的中心诉求——“打垮卑劣之物”(Écrasez I’infàme!),打垮一切迷信、蒙昧与狭隘,这与他之后描绘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表现的精神一脉相承。

  图3 霍多维茨基《让1卡拉斯告别家人》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让历史画这种绘画体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国颁布的《人权宣言》和美国颁布的《独立宣言》深深震撼了德意志的人民,艺术成为了表达他们在历史事件面前所思所想的工具。1789年之后,民众对历史和爱国题材的热情极度高涨,许多每年刊发的历书和年鉴都将常见文学、生活版面改成了更受大众欢迎的历史题材。[16] Schumann的研究表明,18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770年至1790年间是年历插画大发展的年代,1770年开始侧重文学题材,而1790年之后更多转向历史题材。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撼动了霍多维茨基时代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霍多维茨基对革命中层出不穷的暴力行为极其反感,革命也给了他充足的契机通过自己的版画艺术为宽容和人权发声。从1790年开始,霍多维茨基绘制了一系列大革命相关的版画作品,其政治立场在作品中表露无疑。

  3.从霍多维茨基的作品看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

  3.1 前期对革命的积极畅想

  在大革命之前的宣传阶段中,用各种事物形象比喻革命和启蒙思想的艺术作品最受欢迎。霍多维茨基为《1792年哥廷根年历》绘制了六联一套的版画册页《上个十年的重大事件》[17]。其中《启蒙》《宽容》和《新法国宪法》三幅作品都与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在1789年之后革命的初级阶段,巴黎市民与统治者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和解的可能,故我们在霍多维茨基的这三幅画中还能看到对革命明显的积极评价。法国发生的社会形态的新变化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某种向往,这也是18世纪末德国市民阶层的普遍态度。

  在《宽容》(图4)中,画面正中站立着持长枪全副武装的罗马神话女神密涅瓦,她在这里也是象征宽容的女神。她的脚边围绕着各个民族和宗教的代表:土耳其人、犹太人、天主教信徒、路德教信徒、卡尔文教信徒、贵格会信徒、门诺会信徒等等。所有人和平而欢乐地聚集在女神的光芒之下,平等地享有她的恩慈和保护,这便是是启蒙思想中乌托邦式的宗教平等的愿景。与画中表现相同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宽容观念早在十几年之前莱辛的戏剧作品《智者纳坦》中就已经出现了,而这部作品登上舞台之后立刻遭到了教会方面的抨击。从这个角度看来,霍多维茨基对宗教题材的表现在他的年代还是相当“进步”的。

图4 霍多维茨基,六联册页《上个十年的重大事件》之其三《宽容》1791年,铜版画,8.7x5.1厘米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刚刚传到柏林时,大部分人都非常兴奋。霍多维茨基的铜版画《新法国宪法》(图5)正是象征1791年巴黎的国民制宪议会刚刚制定的为“国民”而非“国家”服务的新宪法,其中也包含了某种对大革命的赞许情绪。画面正中间站立的是战胜了革命敌人的自由女神。关于匍匐在她脚下的对手,霍多维茨基自己写了注解:“躺在她脚下的,不是什么国王,只不过是个暴君。”[18]三个形象分别代表了旧制度中的三种力量:带着破盾牌的狮子象征封建贵族,右边头戴王冠手持破剑的形象代表王朝统治,而穿黑袍蜷缩起来的形象则象征教会。自由女神望向天空,高举着一顶“雅各宾帽”[19],仿佛她自己已经成为了雅各宾派的化身。画面的背景中还可以看见巴士底狱的废墟和冉冉升起的朝阳。太阳放射出的光芒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图5 霍多维茨基,六联册页《上个十年的重大事件》之其六《新法国宪法》1791年,铜版画,8.7x5.1厘米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许多关于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的著作中,法国的那种绝对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受到了质疑。霍多维茨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比如歌德)一样,都将1791年的法国新宪法理解为一部反对暴君统治,保护人权和自由,仿照英国追求君主立宪制的宪法。这也是他们先期愿意接纳革命思想的原因。但是,霍多维茨基作为一个与国王和国家上层贵族关系密切的艺术家,对激进的政治理想注定只怀有稀薄而肤浅的好感。一旦革命发展到第二阶段,罗素式的极端民主理念浮出水面,霍多维茨基们就不再能接受了。更何况之后法国大革命迅速转向了暴力和残酷,甚至引发国与国的战争,走向了变质的方向。

注释

  [1] 霍多维茨基在法国人教会中的任职和工作情况可参考:Timo John, Die Entwurfszeichnungen von Daniel Chodowiecki zum bauplastischen Figurenschmuck am Französischen Dom in Berlin, Frankfurt am Main 1996, S. 39 ff.

  [2] 霍多维茨基的艺术创作与教会工作的关系具体参考:Dagmar von Stetten-Jelling: Daniel Chodowiecki als Mitglied der französisch-reformierten Gemeinde zu Berlin, in: Ursula Fuhrich-Grubert und Jochen Desel (Hrsg.), Daniel Chodowiecki (1726-1801). Ein hugenottischer Künstler und Menschenfreund in Berlin, Bad Karlshafen 2001, S. 15-50.

  [3] Dagmar von Stetten-Jelling: Daniel Chodowiecki als Mitglied der französisch-reformierten Gemeinde zu Berlin, in: Ursula Fuhrich-Grubert und Jochen Desel (Hrsg.), Daniel Chodowiecki (1726-1801). Ein hugenottischer Künstler und Menschenfreund in Berlin, Bad Karlshafen 2001, S. 39.

  [4] Peter Märker, Daniel Chodowiecki (1726-1801). Bürgerliches Leben im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1978, S. 17.

  [5] 历史数据来自:Jürgen Wilke, Berlin zur Zeit des Edikts von Potsdam. Das Edikt und seine Bedeutung, in: Hugenotten in Berlin, Hrsg. Gottfried Bregulla, Berlin 1988, S. 13 ff.

  [6] 霍多维茨基作品全集比较权威的编册为:Jens-Heiner Bauer, Daniel Chodowiecki. Das druckgraphische Werk, Hannover 1982. 此为Bauer版目录第78-83号作品。

  [7] “哥廷根年历”(Göttinger Taschenkalender)是由当时的作家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主持出版的一种文化刊物,从1777年开始每年一期,主要以通俗流行的方式向民众介绍一些社会常识、风俗礼仪、自然现象、科学发现等。

  [8] Bauer版目录第1457-1468号作品。

  [9] "verabscheuenswürdiges Beispiel zur Brandmarkung religiöser Unduldsamkeit“,语出自:Jochen Desel, Daniel Chodowiecki und die Bartholomäusnacht, in: Ursula Fuhrich-Grubert und Jochen Desel (Hrsg.), Daniel Chodowiecki (1726-1801). Ein hugenottischer Künstler und Menschenfreund in Berlin, Bad Karlshafen 2001, S. 54.

  [10] 历史数据转引自:Felix Escher, Die brandenburgisch-preußische Residenz und Hauptstadt Berli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n: Wolfgang Ribbe (Hrsg.), Geschichte Berlins, Bd. 1, 2. Auflage, München 1988, S. 343-403, hier S. 360.

  [11] 1688年大选候腓特烈 · 威廉去世,其子腓特烈三世继承了他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的爵位。他后来又加冕成为了普鲁士的第一位国王,也就是近现代史熟称的腓特烈一世。

  [12]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在全欧大获成功后,尼克莱不满《维特》中的死亡结局,以戏谑和讽刺的态度仿作了一部《少年维特的欢乐》,将结局改成了人民喜闻乐见的大团圆式,此书同样大受欢迎。

  [13] "Die höchst zarte Vignette von Chodowiecki machte mir viel Vergnügen, wie ich denn diesen Künstler über die Maßen verehrte. (...) Ich hatte sie ausgeschnitten und unter meine liebsten Kupfer gelegt.“转引自:Ernst Volkmann, Chodowiecki und Goethe, Danzig 1930, S. 38.

  [14] 语出自歌德于1775年写给友人Friedrich Jacobi的书信,转引同上。

  [15] "Der Abschied des Jean Calas von seiner Familie“,Bauer版目录第1982号作品。艺术史家Werner Busch在其名作Das sentimentalische Bild中辟章节详细分析了“让 · 卡拉斯告别家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具体参见:Werner Busch, Das sentimentalische Bild. Die Krise der Kunst im 18. Jahrhundert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ne. München 1993, S. 39 ff.

  [16] 插图在欧洲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参考:Tamara Schumann, Illustrator-Auftraggeber-Sammler, Daniel Chodowiecki in der deutschen Kalender- und Romanillustration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1999, S. 89

  [17] Bauer版目录第1521-1526号作品。

  [18] "denn was da unter ihren Füßen liegt, ist kein König, sondern bloß ein Tyrann“,转引自:Märker 1978, S. 147.

  [19] bonnet rouge,雅各宾党人热爱的一种红色小帽子,在革命中常被视作自由的象征。

  注:原载于《世界美术》,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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