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与信念:《枯木怪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2018年08月31日 15:08:01    作者:谈晟广   来源:中国艺术史与考古

  引言

  今夏,笔者应某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墨竹小史》之际,传苏轼《枯木怪石图》(亦称《木石图》)现身于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的重磅新闻突然传来,不禁为之一振。笔者第一时间也在朋友圈转发了此消息,并说:“《枯木怪石》自从被贴上苏东坡的标签,是不是真迹已经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找不到更好的‘苏轼画’来替代它。”早在15年前,笔者撰写的硕士论文,主题即是从金代文人王庭筠的一幅《幽竹枯槎图》看苏轼墨竹体系在宋金及元初的传播,当时,正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苏轼画’来替代它”,在这幅传为苏轼的画作信息完全不明的情况之下,即使无法深作研究,却还是不得不在文中略微提及。

  这些天来,随着大家情绪趋于冷静,又随着一些较为高清的图片在网络流布,关于《枯木怪石图》的思考便逐渐增多,不过——质疑乃至失望的情绪却逐渐蔓延。持失望态度的一位朋友从多个角度对该画表示了质疑,并私下对笔者说:“因为长时间没有露面,神秘导致了此画的神化,露面之后就不存在神化了。”还希望我能发表一些看法。考虑到正在撰写的《墨竹小史》,此画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必须要写点什么,但如果不看原作也是不敢下笔的,蒙佳士得拍卖公司的书画部主管江炳强先生和香港许礼平先生的特别安排,赴港细读了原作之后,试作如下看法,不到之处,还望众方家指正,笔者会在《墨竹小史》中再作修订。

  一、 从收藏印记看《枯木怪石图》的流传史

  关于《枯木怪石图》之真伪,近现代两位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1914-1963)先生和徐邦达(1911-2012)先生均曾作出过判断。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记:“此图纯以笔墨趣味胜,若以法度揆之,则失矣。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这是已知关于此画最早的著录。从张珩愿意出价九千金的巨款来看,显然是默认了画跋为真迹,而且在文字记录中没有表示任何疑义。自去日本,此后便再也无人一睹此画真容,只有珂罗版图片的流传。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认为此卷是“真迹无疑”:“东坡以书法余事作画,此图树石以枯笔为勾皴,不拘泥于形似。小竹出石旁,萧疏几笔,亦不甚作意。图赠冯道士,其人无考。冯示刘良佐,良佐为题诗后接纸上。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书画纸接缝处,有南宋王厚之顺伯钤印。苏画传世真迹,仅见此一件。刘良佐其人无考。”

  由于苏轼画作传世罕见,无可对照,近期关于此卷的讨论,焦点便转向了卷后米芾诗跋的真伪,但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认为真,怎么看都是真;认为假,怎么看都是假。关于米字,前云徐邦达先生曾经给出的意见是“真迹无疑”;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中考订,此米芾诗题系年在元祐六年;笔者私下与多位书法家或书法研究者讨论,对米字持肯定者亦占大多数。笔者细观米题,笔势流畅有节奏,无迟疑处,显然是一气呵成写就的;字体上亦符合米字特征,若从个别字里挑毛病,说服力并不强;从行笔痕迹来看,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是“尖笔作字,锋芒毕露”,此题所用之笔当是鼠毫之类的笔,因吸墨少,笔毛较强健,故而与通常所见米字在丰瘦程度上面貌有差。在论者拿出铁证能够证明此为伪题之前,笔者更愿意相信此为米芾真迹。

  有论者以为,米芾与苏轼往来密切,何以在诗题中完全不提东坡?这个疑问,刘良佐在题跋中已经说的很清楚:“润州棲云冯尊师,弃官入道三十年矣,今七十余,须发漆黑,且语貌雅适,使人意消。见示东坡木石图,因题一诗赠之,仍约海岳翁同赋,上饶刘良佐。”既然米芾是应刘良佐之邀题诗赠冯道士,为什么次韵诗中一定要提东坡呢?

  有论者以为,已知近现代张珩是著录此画的第一人,若果真为苏轼画作、米芾试题,作为如此重要的两大文人的作品,为何历史上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的痕迹?历史是复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并不是所有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画都能有案可循,但画作本身仍然会留下大量的历史细节,等待我们去辨识,从而发现它们的价值。

  通观整卷《枯木怪石图》,可分作四段:第一段,较长的引首,空白,大约是无人敢下笔;第二段,画心,绘枯木、怪石、小竹、细草等;第三段,两张质地完全相同的纸张拼接在一起(可能原先是一张纸,被裁断),先后书有上饶刘良佐和米芾跋文,纸质与画心不同;第四段,元代俞希鲁跋文和明代郭淐跋文,再后是很长的空白。笔者细数了《枯木怪石图》上现存的印章,全卷包括题跋在内,计有41枚印章【图1】,可分作如下几类:南宋王厚之鉴藏印、元代杨遵和俞希鲁鉴藏印、明代沐璘、李廷相和郭淐鉴藏印,整卷无清代以后的鉴藏印。下面细而述之(按:全卷鉴藏印主要是属于王厚之、杨遵和沐璘三人,图1作编号,分别以藏者首字母W、Y和M区分)。

  图1a《枯木怪石图》画、跋主体部分印章分布

  图1b《枯木怪石图》卷后题跋与印章

  1、南宋王厚之鉴藏印

  计8种12枚,分别是:“顺伯”朱文1枚(W1)、“王厚之印”白文2枚(W2)、“复斋之印”白文2枚(W3)、“复斋”朱文2枚(W4)、“临川王厚之顺伯父印”白文1枚(W5)、“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白文1枚(W6)、“王氏复斋家藏……尚友千古”白文2枚(W7,漫漶不可尽识)和“复斋珍玩”朱文1枚(W8)【图2】。

  12枚印章,全部盖在画心两侧和刘良佐、米芾跋文上,所有接纸均钤有骑缝印,如刘、米跋文的接纸骑缝章有3枚,从上而下分别是“复斋之印”(W3)、“复斋”(W4)和“王氏复斋家藏……尚友千古”(W7);刘跋和画心接纸骑缝印从上而下依次是“复斋珍玩”(W8)、“复斋”(W4)和“复斋之印”(W3),这就显示,至少在王厚之钤印之时,画心和刘、米二跋即是同时存在的。

  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江西临川人,曾高祖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乡荐入太学,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监都进奏院,后任秘书郎兼权仓部郎官、淮南路转运判官、两浙路转运判官等,光宗绍熙五年(1194),由知临安府以事放罢。王厚之是南宋著名金石学家、理学家和藏书家,著有《复斋金石录》、《复斋印谱》、《钟鼎款识》【图3】、《考异》、《考古印章》、《汉晋印章图谱》等。据说,“古无印谱,谱自宋王厚之顺伯始”(明沈明臣《集古印谱》序),从此卷上所钤印来看,王氏鉴藏印较多,从与下一组元代杨遵鉴藏印的钤印位置来看,二者当是有序的前后传承。

  需要一提的是,8年前引起较大争议的传宋黄庭坚《砥柱铭》(现身于2010年保利春拍),卷尾左下角及各幅接缝上,钤有七处“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左下角又另有一处钤“临川王厚之顺伯父印”,此二印与《枯木怪石图》上同文二印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图2 《枯木怪石图》上南宋王厚之鉴藏印及编号

  图3 宋王厚之《钟鼎款识》书影

  2、元代杨遵鉴藏印

  计11种11枚,分别是:“杨遵私印”白文(Y1)、“浦城杨文公家宗道斋图书印”朱文(Y2)、“杨遵之印”白文(Y3)、“杨宗道”白文(Y4)、“宗道画印”朱文(Y5)、“杨宗道”白文(Y6)、“海岳闇主”朱文(Y7)、“杨遵之印”白朱文(Y8)、“长宜子孙”朱文(Y9)、“文武师胄芾章”朱文(Y10)和“清白传家”白文(Y11)【图4】。杨遵鉴藏印的分布,几乎与王厚之印的分布相同,即画心左右两侧和刘、米题跋上,其中,“杨遵之印”(Y3)和“杨宗道”(Y4)骑缝盖在刘、米题跋接纸处;画心右侧起始处所钤“杨遵之印”(Y8)和“长宜子孙”(Y9)二印章,则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图5a】上画心右侧起始处的“杨遵之印”和“长宜子孙”二印一致【图5b】。

  杨遵,字宗道,浦城人,“徙居钱唐,篆隶皆师杜待制”(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枯木怪石图》上杨遵“浦城杨文公家宗道斋图书印”(Y2),“浦城杨文公”所指是北宋著名文人杨亿(974-1020);又据元初文人杨载(1271-1323)墓志铭:“仲弘讳载,姓杨氏,其先建为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学士文公凡十一世……父起潜,补京学诸生,因家于杭州又为杭州人……娶翟氏,子男三人,长即选也,次遵,次迪。”(元黄溍[1277-1357]《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三《杨仲弘墓志铭》)由此可知,杨遵是杨载之子,父子是北宋文人杨亿的后人。杨载博涉群书,赵孟頫推崇之,年四十未仕,由户部贾国英荐于朝,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调管领系官海船万户府照磨,兼提控案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复科举,登进士第,受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儒林郎,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后,现存唯一的一段题跋即是杨载所书【图5c】。据《杨仲弘墓志铭》,杨载于1323年去世的时候,其长子杨选只有八岁,由此可推知其次子杨遵的生年是在1317-1322之间。未知是杨载留给其子的遗产,还是杨遵成年后所获,杨载生前曾题的赵孟頫《双松平远》,后来成了杨遵的收藏,杨钤有“杨遵之印”“长宜子孙”“杨氏法书名画”等一系列鉴藏印。

  杨遵传世有《临张伯英二王四帖》(现身于瀚海1997年秋拍)【图6a】,曾经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1525-1590)收藏,项元汴根据卷上“海岳闇主”“海岳闇主者印”等印【图6b】,误认为是米芾所书,题签便作“米元章临张伯英二王四帖”,这一错误,已经为后人所识(如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四;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七《跋杨宗道帖》等)。《枯木怪石图》画心右侧起始处,“杨遵之印”(Y8)和“长宜子孙”(Y9)二印章之上,有一枚“文武师胄芾章”(Y10),印风与“长宜子孙”(Y9)近似,通常被认为是米芾的印章——其实,这与“海岳闇主”“海岳闇主者印”一样,也当是杨遵的鉴藏印。

  杨遵《临张伯英二王四帖》上有“清白”朱文印,赵孟頫《双松平远》又有“清白珍玩”白文印,这说明《枯木怪石图》画心右下角的“清白传家”当也是属于杨遵的印信。

  此外,《枯木怪石图》画心左侧上部有一方“思无邪斋之印”,有人据苏轼有“思无邪斋”,便认为这是苏的印信,其实未必。《石渠宝笈》卷十三记有一卷“上等辰一”的《元人三体书无逸篇》,其上便有“思无邪斋之印”和“长宜子孙”(杨遵有此印),说明元以后,仍有人以“思无邪斋”为斋号。综合判断《枯木怪石图》上的所有印章,我们认为,此“思无邪斋之印”,可能仍是杨遵的印信。

  再看王厚之诸印与杨遵诸印的钤盖位置,一些杨遵鉴藏印明显是在避让王厚之鉴藏印,如画心左下角位置“海岳闇主”(Y7)避让“复斋之印”(W3-2),画心右下角“清白传家”(Y11)避让“王氏复斋家藏……尚友千古”(W7-2),这就说明,杨遵诸印是盖在王厚之诸印之后。杨遵作为元代非常重要的鉴藏家,在印学史上亦有着重要的地位,“雅性好古,畜古印甚富”,曾集有《(杨氏)集古印谱》,书摹集汉印七百余方,今存明《(顾氏)集古印谱》(一名《印薮》)中,收录有王沂《杨氏印谱序》、俞希鲁《杨氏集古印谱序》(其中,俞希鲁的“适量斋”印也出现在《枯木怪石图》上)、唐愚士《题杨氏手摹集古印谱后》和周伯琦《印谱题辞》、王祎《杨氏印谱赞》。杨遵对王厚之的印信,应当有其判断力,我们现在尚无充足理由去质疑。

 图4 《枯木怪石图》上的元杨遵鉴藏印及编号

 图5a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5b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上的“杨遵之印”“长宜子孙”二印

图5c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后杨遵之父杨载跋

 图6a 元杨遵《临张伯英二王四帖》,瀚海1997年秋拍

图6b 元杨遵《临张伯英二王四帖》上的“海岳闇主”和“海岳闇主者印”二印

  3、元代俞希鲁斋号印

  计1种3枚,即“适量斋”朱文印,一枚盖在卷后俞希鲁题跋之后,一枚骑缝盖在前隔水与画心上,另一枚盖在后隔水上。俞题跋曰:“余读庾子山《枯树赋》,爱其造语警绝,思得好手想像而图之,卒不可遇。今观坡翁此画,连蜷偃蹇,真有若鱼龙起伏之势,盖此老胸中磊砢,落笔便自不凡,子山之赋,宛在吾目中矣。上饶刘公、襄阳米公,二诗亦清儁,而米书尤遒媚可法,皆书画中奇品也。宗道鉴赏之余,出以相示,因以识余之喜云。京口俞希鲁。”【图7】从跋文中可知,这是在杨遵向其展示该画之后所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俞希鲁《郭天锡文集序》,与之比对,书风完全一致【图8】。又从俞希鲁作《杨氏集古印谱序》来看,杨遵与俞有着较好的情谊。

  俞希鲁(1279-1368),字用中,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出身世家,其父俞德邻(1232-1293),祖父俞卓在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为庐江令,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俞希鲁“学业浩博,淹贯群籍”(《乾隆镇江府志》),著名的元《至顺镇江志》,正是出自其手。据明初宋濂《芝园续集》之《俞先生墓碑》,俞希鲁卒于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二十二日,终年90岁。这就说明,俞希鲁为杨遵跋《枯木怪石图》和撰《杨氏集古印谱序》,都是在元亡之前。

 图7 《枯木怪石图》卷后元俞希鲁跋

图8 元俞希鲁《郭天锡文集序》(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明代沐璘鉴藏印

  计3种9枚:“沐璘廷章”(M1)白文印4枚、“继轩”(M2)朱文印4枚和“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M3)白文印1枚【图9】。除了“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盖在卷首起始处,其他8枚印章均是骑缝盖在画心与刘跋、刘跋与米跋、米跋与后隔水、后隔水与俞跋的接纸处。

  沐璘(1429-1458),字廷章,祖籍安徽定远,明初功臣元璋义子西平侯沐英(1344-1392)的曾孙。沐氏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直至明末。据唐愚士《题杨氏手摹集古印谱后》记,杨遵所集的《集古印谱》后来也成了沐氏的收藏。不仅如此,曾是刘遵旧藏的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后来亦成为沐璘藏品,此画起始处钤有与《枯木怪石图》完全一样的“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白文印章,以及杨载跋起始处残存的“继轩”半印【图10】。

  图9 《枯木怪石图》上的明沐璘鉴藏印及编号

 图10 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上的“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和“继轩”半印

  5、明代李廷相和郭淐鉴藏印

  明代李廷相鉴藏印计2种2枚:“双桧堂鉴定真迹”朱文1枚、“濮阳李廷相双桧堂书画私印”朱文1枚,前者骑缝盖在前隔水与画心处,后者钤在后隔水上【图11】。明代郭淐鉴藏印计2种2枚:“郭淐之印”白文1枚、“原中(仲)氏”白文1枚【图12】。

  李廷相(1481-1544),字梦弼,号蒲汀,河南濮阳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廷相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建有藏书楼“双桧堂”,据李氏编撰《李蒲汀家藏书目》,藏书一千六百余种上万卷。

  郭淐(1563-1622),字原仲,号苏门,别号苏门山人,河南新乡人。万历戊子举人,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郭淐在卷末题曰:“苏长公枯木竹石,米元章书,二贤名迹,珠联璧映,洵可宝也。玄览楼。万历甲寅端阳又二日识。”【图12】由此可知,跋文题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这也是《枯木怪石图》上的最后一个记录——整卷没有一方清代人的印信,直至出现在民国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之中。

图11《枯木怪石图》上的明李廷相鉴藏印

  图12 《枯木怪石图》卷末明郭淐题跋

  综上所述,从《枯木怪石图》上41方鉴藏印的流传来判断,此卷年代下限是元代杨遵所处时代;而通过杨遵诸方鉴藏印与南宋王厚之诸方鉴藏印的关系来看,王厚之的印是可信的,从而又可将该卷的完成年代下限进一步推至南宋,如果我们继续选择相信米芾和刘良佐的题跋,那么该卷的年代便可至北宋;杨遵的诸多藏品后来成为明代前期黔宁王沐府的收藏,其中就包括此卷以及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从沐璘所钤的“继轩”和“沐璘廷章”印的位置来看,特别是后隔水与俞希鲁跋文上的两方骑缝印,说明沐璘当是最后装裱此卷的人;明代中期,此卷为濮阳李廷相所藏;晚明郭淐是已知明代最后一位收藏此卷的人;整个清代,湮没无闻,收藏情况不明,或许是藏家秘而不宣(如此名品,只要一为人所知,便必然会征入内府),这也是此卷为何不能进入内府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此卷重新现身于人间,转瞬,又隐身于东瀛长达大半个世纪,直至今夏再次现身。那么,《枯木怪石图》是苏轼原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在无从对照的情况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全面了解一下文献记载中苏轼墨竹的特征、枯木与墨竹为什么要同画,以及在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此画到底可以置于何种位置,等等,方可作出进一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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