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帅:史学研究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
2018年11月01日 10:11:32    作者:祝帅   来源:《美术观察》

《女史箴图》局部

  所谓史学研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顾名思义,是把法律上的术语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即对于历史上一些约定俗成的、著名的作品,即使有明显的纰漏和疑问,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为伪作的情形下,只能暂且“疑罪从无”。犹如在法律上,即使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近乎“铁板钉钉”,但只要没有法律所能够采信的“实锤”,就只能对其无罪释放一样。长期以来,由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领域中都借用了这一提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以至于对学术史上很多存疑的问题,人们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不敢对其越雷池半步,宣称“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为伪作的前提下,我们只能认为这件作品为真迹”云云,以免受到“有罪推定”之讥诮。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当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其实,“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个法律专业领域内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无罪推定”。例如,在流行病的预防中,我们会对凡与流行病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普通人都进行“流行病学观察”,对其隔离一段时间之后再对没有出现感染症状的人“无罪释放”,还有今天在国内几乎无处不在的“安检”,以及出国签证时移民官对你的“移民倾向”的误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大家已经普遍接受了的“有罪推定”。“有罪推定”难免冤枉了一些“好人”,但却能够切实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反之,“无罪推定”原则却是在现代法治“人权”观念的标准下,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但却也有可能因此放过了“坏人”。这样看来,“有罪推定”也好,“无罪推定”也罢,都只能注定是一些为了尽可能认识和接近“事物真相”时的权宜之计。

  史学研究作为一种人们把握历史或现实“真相”的方式,虽然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程序谨严的规则和方法,但仍然不能够以“对”与“错”来对史学研究的结论或是理论进行评判。“求真”是史学研究的乐趣之一,但一个成熟的学者永远不可能说自己已经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因为那样的话史学研究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史学研究的乐趣就在于不断推翻成说,挑战权威。用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话说,就是科学研究不能“证实”,而只能“证伪”。胡适也说,史学研究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是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的,没有“大胆假设”,何来“小心求证”?可以说,“大胆假设”是现代史学研究开始的第一步。既然如此,史学研究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不断挑战、质疑前人成说的基础上,而这种“大胆假设”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有罪推定”。

  在艺术史上,就有很多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说法,其实是很禁不住推敲的,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证据,所以很多学者和教科书就只能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诸如顾恺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张旭作《古诗四帖》,王希孟作《千里江山图》等,其实莫不如是。这些说法的出现很多都晚于这些作品诞生的年代,很可能是后代的讹传乃至附会,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接受惯性,使得这种虚构几乎成为了一种信仰。这时候一旦有人提出质疑,无论是否有“小心求证”,都会被人认为是“大不敬”,进而以“有罪推定”而一棒子打死。究其实质而言,很多人从事史学研究的心态,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种信仰。可是,这与现代学术把材料当做科学现象来进行研究的心态是大不相同的,也与现代科学精神格格不入。

  举例来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兰亭论辨”中,其实质是延续了20世纪上半叶“古史辨”的学术传统,以“疑古”作为一种立场,是现代史学方法在中国书法史研究上的一种实践。郭沫若提出,《兰亭序》的字出自智永手笔,而文亦是在《临河叙》的基础上篡改过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大胆假设”。当然,由于始作俑者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方法的运用还不够娴熟,在论述和文风方面还有许多过于武断之处,在论证过程上也还有一些缺环,使得他的“大胆假设”并没有做到“小心求证”。再加上郭沫若的政治身份和其他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学风,使得这场论辩加上了政治的恶名。而在这场论战中,作为书法家而非纯粹专业研究者的高二适,由于自身并无任何头衔却敢于向郭沫若挑战,这种身份自然给这场论战增添了许多学术之外的评判标准,进而被认为是郭沫若以权势压人,仿佛谁支持郭沫若,谁就是支持政治干预学术一样。

  其实就史学本身而论,郭沫若所做的就是一种现代的方法。现代史学研究的起点,就是推翻成说、大胆建设,是所谓做“翻案文章”。反之,如果出于信仰,坚定地认为《兰亭序》出自王羲之手笔是不容置疑的,那这就与现代学术格格不入。换句话说,《兰亭序》真也好,伪也罢,并不见得通过一场学术讨论就能够定论,史学研究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质疑、辩难,并且通过史料和思辨的实证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能够自圆其说,进而形成学派、百家争鸣。今天在学术史上看“兰亭论辨”,也不应该以谁“对”谁“错”来简单判定其价值,只要是基于现代史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学术本身演进的讨论,就能促进现代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广告史上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众所周知,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铜版,被认为是早期中国广告史的重要物证,甚至有人说是中国广告史的开端。据称,这块铜版的实物本来是上海博物馆所藏,并未受到重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上海的广告人徐百益一次在博物馆中无意地发现了它,并将其指认为宋代的广告遗存。80年代以来,关于这块铜版是中国最早的广告实物的说法也被收入各种中国广告史的教材,在广告史学界长期以来无人以学术的方式提出质疑。笔者虽曾意识到这块铜版更可能是用于印刷商品的包装而非广告招贴,但亦未对其断代提出怀疑。2018年3月13日,历史学家辛德勇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中,发布《悬赏征集——请告知“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的断代依据》一文,向网友征集将此文物断定为北宋时期铜版的最初依据,提出了自己对这件铜版断代的随意性的质疑,进而在公众号评论中留言提出自己的“大胆假设”,即:“若参照同一时代雕版印刷字体来判断,铜版制作于金元时期的可能性较大。”且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相比较众多人云亦云的广告史教科书,辛德勇的质疑本身就能推动中国当代广告学术史的研究。

  许多老一辈的学者,尤其是历史类学者,大多非常重视史料、原典和考据,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做学问的基本功。但问题在于,基本功不等于史学研究本身。就像一个人,有了唱念做打、说学逗唱等基本功之后,并不自然就是很好的戏曲和曲艺演员一样。相对于这些以往被认为是史学研究起点的基本功而言,笔者认为现代学术在入门阶段更应该强调的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是常识意义上的提问,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必须建立在对学术史的熟悉和对于常识的反叛之上。很多好的问题意识,本身都是一种“有罪推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加条件地讲求“无罪推定”,是不能推动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那种只讲史料、考据,而不讲问题、质疑的史学研究方式,就是很多平淡无奇的“回字有四样写法”的学问大行其道的根源。

  当然,即便是大胆假设、推翻成说,也是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和做法的。

  第一种形式是“疑古”。这种做法在“五四”时期一度曾大行其道。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最为甚嚣尘上。其中,顾颉刚开创了“古史辨派”,钱玄同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就叫做“疑古玄同”。但是,他们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争议的。不但钱玄同许多激进的主张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同人鲁迅,也曾在《故事新编》中讽刺认为“禹是一条虫”的“鸟头先生”(寓指顾颉刚)。简单地说,这种疑古学派虽然很敏锐地指出了“怀疑与学问”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过分看重“怀疑”的创造性价值,把一切古代历史都看成是“层累的”虚构的产物,以至于走向了另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进而怀疑一切古史,这也是有些矫枉过正了的。我们提倡学术上的“有罪推定”,只是针对特定的“嫌疑人”,而不是预设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疑古学派的问题,就在于把“疑古”当成了一种信仰,空有“大胆假设”,但在很多时候忽略了“小心求证”,有过度阐释之嫌。这种做法在今天已经渐次沦为“民科”博人眼球的伎俩,甚至大有颠覆包括希腊、罗马在内的一切世界古史之势,从专业研究方法的角度已不值一提。

  第二种形式是针对个案展开的研究,不进行观念预设。这种做法没有宏观的理论框架,只是针对具体问题发问。其中运用于艺术史研究领域,对作品真伪问题的个案讨论最为多见。尤其是一些海外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出了值得参考和反思的案例。例如高居翰等人围绕《溪岸图》问题的讨论,熊秉明对《古诗四帖》提出的质疑等,皆可参照。这一路研究的优点就在于推翻成说、大胆假设,把研究对象从信仰对象的层次降为平视的姿态,提供给我们许多颠覆性的思考和认识。但是,由于所针对的一些成说往往积累已久,文献资料众多,想要一一证伪殊为不易。所以从目前来看,这种个案研究往往停留在“大胆假设”的层面而无法切实做到“小心求证”。例如祁小春关于《兰亭序》中“揽”字提出的质疑,或是邱振中通过章法构成的分析对《兰亭序》与晋代其他作品章法风格异同的揭示等,都是很有方法论价值的个案研究,但即便指出了这些问题,仍不足以对《兰亭序》实现“一票否决”。一个真正严肃的学者,对简单的“下结论”式的研究往往都表现出审慎的姿态。

  第三种是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这是一种彻底的“观念先行”的做法。毫无疑问,现代历史研究有一种与理论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由于美术史研究者并不以建构理论见长,所以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现成的理论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美术史研究者选择的是福柯。福柯与中国古史辨派的立场、预设与方法论的比较在学术界已经多有讨论,但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却在于理论前设的不同。虽然都是解释学式的“观念先行”而不同于现象学的“从现象出发”,但不同于古史辨派的“拆解虚构的历史”,福柯显然对这种虚构的历史之所以得以建构出来的过程之中“权力”的运作法则和参与建构历史叙述的机制更感兴趣一些。有鉴于此,一些中国艺术史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将其改造为“知识生成学”,从而对收藏史、鉴藏史等学科做出了全新的阐释。这种研究本身也许并不能够直接对作品本身的风格问题等做出鉴定和判断,但从学术本体的演进来讲,却的确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提供给学术界研究的新出土资料越来越多,也伴随着各种检索数据库的大举建设使得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资料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艺术史界渐渐出现了一种“以材料代替学术”的倾向。在这种趋势下,一些学者把“新材料”等同为“新学术”,似乎找不到新材料就做不了新研究一样。其实史学研究推进的标志不在于材料是否新奇,而在于视角是否发前人之所未见。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学者的培养和训练方面,相对于“小心求证”,我们对“大胆假设”的强调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一切作为研究对象的“旧材料”放下“无罪推定”的信仰,进而将其还原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提问、怀疑甚至不惜做出“有罪推定”,也许正蕴含着对学术范式做出根本性贡献和创新的契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广告口述史(1979-2010)”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BXW086]

  注:祝帅,北京大学现代广告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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