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靖:谁的艺术乡建?
2019年01月31日 15:01:55    作者:左靖[博客]   来源:《美术观察》

  左靖主持的乡建项目——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百工计划,图为碧山工销社与日本设计活动家长冈贤明合作开设的D&DEPARTMENT黄山店内景。 摄影/张鑫

  碧山、茅贡及景迈山——三种文艺乡建模式的探索

  在真正进入农村前,我对农村的全部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经验而非体验上。这些经验来源于我这几十年来所接受的有关农村的教育,是各种虚构或非虚构的存在。这经验还包括我周遭来自农村的朋友对农村的真切描述:赞美、贬斥,抑或二者之间,其中以我年少时父亲对我的训诫最难忘怀——农村,是你不好好努力就会被“发配”去的地方。简单地说,在从事农村工作之前,我不懂农村,也不懂农业,更不懂农民。

  一、碧山

  自2011年我们以“碧山丰年祭”的名义空降安徽省黟县碧山村,迄今已有7年了,如果加上之前断断续续的筹备期,则差不多有10年。在最初那段时间里,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是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等乡建前辈的著述和行动,我们甚至把“谱系”上溯到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的“村治”。但真正对我们行动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台湾高雄的“美浓黄蝶祭”和日本新澙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严格意义上讲,“碧山丰年祭”是后者的中国版本。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很多,如果拿一件一以贯之的工作来谈,那只有从黟县百工到碧山工销社谈起了。

  2011年7月至2013年10月,我带领十多位安徽大学的学生,历时两年多,经过近十次田野寻访,记录下90项安徽省黟县的民间手工艺(百工)。2014年6月,《黟县百工》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黟县百工项目参加了包括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在内的数次国内外展览。项目的调研、出版与展览被我视为中国民间工艺复兴最基础的工作,出版和展览属于传播范畴。我们通过传播搭建桥梁,勾连起设计师与手艺人,提出设计和工艺改进的理念,以及在地化等问题,实现了价值的融会与转换。也就是说,碧山工销社的落地本就是2011年黟县“百工”调研伊始的应有之意,每一步都是之前的预设,这也是我在贵州茅贡计划中提到的关于乡建的“三个生产”中的第一项——所谓的“空间生产”。这便是碧山工销社的缘起。

  对碧山工销社来说,2018年是关键的一年。这年5月,碧山工销社参展第1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城市馆。同年9月,碧山工销社的第一个城市窗口——西安店开业,尽管最初是以展览的形式——“碧山工销社:从乡村到城市”。往乡村导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是我制定的整个乡建路径的一个闭环,西安店的开业意味着这个闭环已经初步建成。10月,我们和日本的D&DEPARTMENT PROJECT合作,开设了该店在中国的首家店铺。他们与碧山工销社的合作内容不局限于店铺销售,除了介绍长冈贤明先生和团队精选的日本国内外的“长效设计”生活用品外,还发掘中国的“长效设计”产品和具有黄山当地特色的产品,并计划针对黄山地域特色进行长期调研和互动,编辑出版《d设计之旅·黄山》,组织面向世界的黄山、徽文化游学活动和国际手工艺交流展等等,使D&D黄山店成为关注地域设计发展的综合活动空间。

  那么,这些工作对当地都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只是一群掌握知识权力的人借助农村场域进行的自嗨行为?我们煞费心思的空间改造、文化植入和产品流通,真的如几十年前梁漱溟先生哀叹的那样“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农民是极富生活经验的群体,对周遭世界敏感,能够对事物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评估,并很快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机会。举个最显著的事例,在我们去碧山之前,整个村除了村口一家农家乐,再无别店。截至2018年11月,碧山村共有民宿四十家左右,这在一个不收门票的普通徽州村落算是一个奇迹了。

  每个立志去农村工作的人,心里都会有一种与农民群体融为一体的愿望,因为这种愿望符合“政治正确”,且难受非议。但是,从近十年的经验来说,我得承认自己做不到。“融入”农村社会,既与个人性格攸关,又需要高超的技巧。再说,哪怕在城市,你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图书馆、歌剧院。匍伏在农民跟前的样子既不体面,事实上也不奏效。我相信,平等的合作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我们首先必须做得足够好,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才能使农村文化有所改善,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农村,我们做的工作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微更新”,是影响而不是教化。此外,文化浸润的速度比较慢,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经济,而非文化。艺术介入乡建只是诸多乡建方式中的一类,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与行动的方式,我们不可能也没能力面面俱到。但舆论常会对我们提出超出能力范围的要求,同时,我们还得承受各种无法辩解的误会——这就是农村粗粝的现实。

  左靖主持的乡建项目——贵州省黎平县茅贡镇的茅贡计划,图为茅贡粮库的改造。 设计/场域建筑 摄影/黄缅贵

  二、茅贡

  2017年8月,当我们收拾完杂乱的茅贡供销社,把“米展”呈现给大家之后,我不会想到,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茅贡工作了。

  时光倒流到2015年5月。在元典美术馆“乡建在中国:碧山&许村”开幕的第三天,我和一群乡建工作者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镇地扪村。我没想到,这一意外造访使我在贵州又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碧山的乡建模式。地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村子,早在2005年初,前著名媒体财经记者任和昕就在黎平县地扪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办生态博物馆并担任馆长。“生态博物馆”一词来自上世纪70年代的法国,有点类似于文化保护区的概念,在注重对村落生产生活的记录和文化传习的同时,使村民参与村落管理,强调村民是村落文化真正的主人,鼓励他们以民主方式管理自己的文化,并依照可持续发展原则利用自己的文化造福社会。当然,这个西方概念传达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一条无法越过的奔涌的河流,这也使任和昕在当地的实践饱受争议。

  经过一年十余次的探访后,我逐渐与任和昕馆长达成共识:在地扪生态博物馆的“管辖”范围,也即茅贡镇的行政范围内,开启被我称为乡镇建设的茅贡计划,并把最初的工作放在茅贡镇——一个管辖15个行政村的中国最基层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资源都放在茅贡镇,通过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开创一种混杂的文化经济模式,使外来资源在乡镇所在地集中和生发,同时当地资源不再流失或外溢。把内(在地资源)与外(社区设计和商业模式)两个方面勾连起来,使乡镇的文化和商业功能足够强大,以便向周边村寨辐射。村寨有条件地接受适度的观光需求,不承载过度的旅游开发,最终使乡镇成为物质生产和消费、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地。在我看来,乡镇建设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合理规划和发展村寨集体经济,严格控制不良资本进村,保护好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以及乡土文化的承袭与言传。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发展可持续的艺术形式,如与在地文化相关的公共艺术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创意乡村和公共艺术的价值叠加,带动当地文化和经济发展。

  在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中,空间生产先行。我的老搭档、建筑师梁井宇接受了我的委托,对镇上一个废弃很久的粮库进行改造,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专案,也是茅贡计划的开启之作。将茅贡镇作为辐射“百里侗寨”(以茅贡镇为中心,方圆百里有三十多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商业、服务中心,承接前往原生态侗寨旅游的外来人流的消费,成为周边侗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产业的聚集地,同时在侗寨内部减少为扩大旅游接待能力而导致的破坏性发展压力,这是茅贡计划的努力方向。对于乡建的态度,梁井宇要务实得多,在他看来,做乡建其实是要最大可能地和当地发生更多的经济交换。就改造当地木结构建筑的角度来说,采购当地木材,当地的林业农民就有可能获得更多收入;用当地人都会的建造手艺,农民在农闲时就可以相互帮助建房,可能也就不需要外出务工,家里的孩子也能避免成为留守儿童。这时候的乡村才被真正建设,而不是说一个建筑师在村里盖栋房子就算乡建。他的想法虽稍显理想化,但对我触动很大。与此同时,我又读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俊亚的文章《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事业》。文章大意是,江南的一些工商业者早已在实践中完成了知识分子乡建派所追求的一些目标,由于他们没有标榜自己的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这些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些工商业者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源,往往秉承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伦理,集其资财,造福一方。他们注重改良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教育,并运用经济手段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实。他们从事乡建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远超过知识分子乡建派的设想。

  现在看来,我们做的乡建多为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既无过硬的政府政策支持,又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虽然茅贡计划的最终理想之一是创造机会,引导村民成为乡建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改造、发展他们社区的活动,从而使其获得精神文化和经济上的回报。但2017年的“米展”过后,由于缺乏资金,我们的计划陷入了困境。即便如此,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认为,茅贡计划不失为一种适用于黔东南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模式。虽然我们离开了,但希望它并不成功的经验能够给后来者以启发。

左靖主持的乡建项目——云南省景迈山翁基村的乡土文化展陈利用,图为翁基村的孩子们在观看其2017年策划的“今日翁基”展览。 摄影/张鑫

  三、景迈山

  2016年10月,我们接受了云南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的委托,开始对景迈山地区进行乡土文化梳理,筹划展陈工作,其中还包括部分新建筑的设计和传统民居的室内改造,所有内容都属于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分支。这是一个正式委托的政府项目,整体上以文化梳理为基础,内容生产为核心,服务当地为目的。与我在碧山和茅贡的项目不同的是,这次工作有一定的资金保障。

  2017年10月,作为阶段性的成果,“今日翁基”展在景迈山翁基村开幕。针对当地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情况,展览主要采用绘本、图表和影像等表现形式,这样比较容易被当地人接受。一开始,我就把景迈山的展陈设定为对地方性知识的通俗的视听再现,是一个“乡土教材”式的展览。通过展陈,让村民,尤其是孩子了解自己村寨的历史和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乡村教育的功能。另外,在一年的调研过程中,通过近距离接触,我们发现了当地人的活力。景迈村寨跟我们常接触的一些内地的空心村非常不同。比如,芒景村和景迈村都是人口净流入村,各类人才不断向景迈山集聚,村寨生气勃勃。据我们经济组(来自安徽大学的农村经济专家)调研,近年来,景迈山受益于古茶树茶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实现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其所属的惠民镇和澜沧县的农民收入。2017年,景迈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4万元,是惠民镇的3.86倍,澜沧县的3.33倍。其中,芒景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万元,而景迈村由于可采摘的古茶树更多,茶叶品质更好,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达到了3.6万元。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和农民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不仅增强了农民的消费能力,也让农民更有余力和能力参与管理村级公共事务。这使我们打破了最初的一些预设,不断调整工作方向,我们意识到: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增强村民的参与度,某些方面应该由村民主导,展陈内容也要随本地发展共同“生长”。也就是说,“今日翁基”展,乃至以后在景迈山展示中心的“景迈山”展,都是可以不断进行更新的。我们团队希望能一直跟踪这个项目,和当地政府、村委会和村民一起协商,发展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而不是项目“结束”了,我们就离开,然后一切又“回到”从前。目前这个想法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正在进一步落实。

  近十年来,我从一个“不懂农村,也不懂农业,更不懂农民”的艺术从业人员,到现在居然也慢慢摸索出一套乡村建设的体系和方法,这中间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艰辛。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有些事情无疾而终,但我相信所有的工作都不是白做的,都让我在其中历练自己的意志与决心。如果说,在碧山我们着力于民间手工艺在当代的复兴,初步建立起一个集调研、展览、出版、游学、店铺,以及联结乡村和城市、精神与物质需求的闭环;在茅贡“发明”了一种传统村落的保护模式,并提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三种具体的工作步骤;那么,在景迈山,“乡土教材”是其中的关键词。并且,我乐于在项目结束后积极争取其他社会力量,和他们一起继续参与当地建设与发展。“持续参与”是另一个关键词。我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真正服务于当地社区,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增加村民对自己家园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今后,真正管理甚至主导建设和发展方向的应该是当地村民,或许再加上我们,大家共同激发新的公共空间、文化和产品的生产,从而为增强地方活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行动。对所有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来说,乡建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吸引社区成员参与,最后达到他们对社区的自治经营。(本文所有用图均为左靖工作室提供)

  注:左靖,策展人,乡村建设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798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创办并主编《当代艺术与投资》《汉品》《碧山》《百工》等多种期刊和书籍。2011年后,左靖以安徽、贵州和云南农村为基地,工作重点转向在地乡村(镇)建设。在安徽碧山,他创办了致力于民间百工复兴的碧山工销社;在贵州茅贡,他提出“乡镇建设”的概念,以及“空间生产”“文化生产”和“产品生产”三个实施步骤;在云南景迈山,作为景迈山古茶林申遗工作的分支,他正带领团队对景迈山上的传统村落进行地方性知识的梳理、空间设计改造,以及出版和展览等工作。左靖主持的乡建项目曾参展成都双年展、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北京国际设计周、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和第16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城市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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