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者》:重读米勒(上)
2019年03月07日 13:03:55    作者:盛葳[博客]   来源:西西弗斯艺术小组

  米勒自画像

  查尔斯-爱弥尔·雅克(Charles-Emile Jacque,1813-1894)是米勒在巴比松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他与米勒一家于1849年6月一起从巴黎来到巴比松定居。1850年,米勒开始创作他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播种者》(The Sower),并希望将它送交这一年的沙龙展览。在创作过程中,查尔斯·雅克有幸在秋季的某天看到这件正在创作中的作品。稍后,他写信告诉自己巴黎的朋友,这件作品对于米勒而言绝对是一种胜利[i]。《播种者》是米勒创作生涯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件艺术史上的杰作为米勒赢得了荣誉,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论。这些争论从《播种者》展出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歇过。而且,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传记作者、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家为他们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观点都寻找到了相应的证据,这使得对该作品的解读变得扑朔迷离。

  从多元评论到去革命化

  1850年,《播种者》在卢浮宫的沙龙展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至少有19位评论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其进行过评论。其中,有12位左派评论家认为这件作品是创新的,6位右派评论家则不那么喜欢它,另外1位中间派的评论家则给以温和的评价。[ii]评论家们的政治立场与他们对艺术作品的看法并没有直接和简单地划等号。因此,尽管他们之间对这件作品存在不同看法,但对“艺术”本身,他们的态度几乎都是赞扬。德·什尼维赫(De Chenneviéres,1820-1899),一位重要的保守派评论家,赞扬《播种者》的人物塑造“美丽、诗意,而且优雅”,并通过对比米勒与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认为米勒画中的田园牧歌更加优美。[iii]克莱门特·德·赫斯(Clément de Ris,1820-1882)则赞扬这件作品是“充满力量和动感的研究”[iv]。作品厚重的表面使大多数评论家感到不那么舒服,只有一位评论家保罗·曼特兹(Paul Mantz,1821-1895)赞赏他的厚涂法,而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则善意地将米勒的技法称为“米勒的泥刀涂抹法”。[v]

  米勒 《播种者 》布面油画 101.6×2.6cm,1850

  在技术和风格以外,评论家们也不得不关注其图像自身,尤其是米勒对画面主体人物的描绘,使他们觉得受到“人物的怪异和力量”的冲击。[vi]尽管在意识到“播种者”不可避免的在场之后,他们依然不确定米勒究竟想要表现什么。只有很少评论家认为米勒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意图,认为这件作品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或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代表。左派评论家萨巴梯耶-尤恩格(F. Sabatier-Ungher,1818-1891)将《播种者》看作“现代平民”:

  “来吧,贫穷的劳动者,播下你的种子,朝着土地扔出一把你的谷种!土地是肥沃并能孕育果实的,但是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你将依然贫困,依然得靠自己的双手换取食物,因为人们已经被安排好了,劳动就是诅咒,这将是新社会中聪明人唯一真正的快乐。他的姿态有着米开朗基罗般的能量,他的色调有着怪异的力量……这是一件佛罗伦萨的艺术品……他是一个现代平民。” [vii]

  尤恩格将《播种者》作为一种新的自由精神图像来接受。他在沙龙评论中使用了“现代平民”(the Modern Demos)这样一个词汇,既表示他认为米勒笔下的“播种者”和古希腊个人化平民具有相似性,同时也表达了从政治立场出发的一种赞扬。温和派评论家达克斯勒·德罗赫(Taxile Delord,1815-1877)将米勒的《播种者》和莱波德·罗伯特(Léopold Robert,1794-1835)的《收获者归来》(Arrival of Harvesters)进行过比较:“两位画家在不同的程度和氛围中,从现代视角理解并呈现田园诗的理想。第一位(罗伯特)追寻忧郁和古罗马风格的伟大;另一位(米勒)则追寻高卢人的苦难和乡村无产阶级的不幸。”[viii]与尤恩格的赞美和德罗赫的无动于衷相比较,奥古斯特·德斯普利斯(Auguste Desplaces,1818-1896)则认为米勒诬蔑了“播种者”,他写道:“为什么如此生硬,为什么总是黑色和单色?米勒先生是在哪里遇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堕落的劳动者,如此昏暗的天空,还有播种时期如此荒凉的风景?”[ix]

  莱波德•罗伯特《 收获者归来 》布面油画 140.5x49cm,1830

  如果将对《播种者》的图像评论与风格评论相比较,图像评论相对更多地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的影响。1847年法国农业歉收、工业危机、食品价格上涨、失业率飚升,以及选举腐败直接导致了1848年2月的革命。巴黎的一场宴会演变成政治游行,随后发生的街头骚乱和垒战使“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1773-1850)国王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新政府成立后,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政府内部出现分歧。临时政府在6月关闭了政府成员、社会主义者路易.布兰克(Louis Blanc,1811-1882)主张建立的国家工场,矛盾的公开化致使左派激进主义者走上街头。1789年的“红色恐怖”再次上演。尽管骚动被平息,政府中的社会主义代表也减少为不到100人(温和派共和党500多人,保皇派约200人)[x],但右派和温和派的中产阶级依然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与之直接相联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动荡心有余悸。革命之后的法国充满动荡,但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使所有的男性公民获得选举权,而选举权在以前则是被严格限制的。选民数量从25万猛增到900万[xi],其中农民选民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成为一种可与激进工人相提并论的政治力量。因此,首都的城市立法者和土地所着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恐惧:选民会合理地要求要回自己多年来被迫上交的过分税收和受到的剥削[xii]。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农民形象此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无疑会牵动每一位法国中产阶级敏感的政治神经。普选权的确立和普选的结果相当令人意外,在1848年12月的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候选人都未能当选,乡村为主的省份以压倒性的优势将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eon,1808-1873)。马克思如此记录这一极富戏剧性的场面“他们(农民们)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高呼:‘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xiii]法国的农民选民们对于政治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倾向于认为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能减少税收,并将土地和森林还给他们。这个结果让除农民外的所有人都认为农民是“政治文盲”,甚至民主社会主义者们也认为农民是“需要教育的”[xiv]。

杜米埃《共和国》布上油画,73x60cm,1848

  因此,在这样一个明确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播种者》很容易被理解为具有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米勒对主体人物的描绘是米开朗基罗式的强健风格,而且“播种者”占据了整个画面的大部分:“这样一个穿着红色衬衫,将脸隐藏在阴影中,大踏步走过黑暗土地的农民,无疑是一种挑衅,甚至令人恐惧的图像。”[xv]就像德罗赫指出的那样,罗伯特的《收获者》这样的典型乡村风俗画一般都不会只描绘单独的一个前景人物,画中的农民大多以群体的方式出现。考虑到米勒作品中反常的特征、较大的尺幅和特定的社会状态,《播种者》被视为激进的政治图像并不难理解。当然,这些理解并没有参考米勒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他的一生中,米勒执着地认为自己的绘画没有政治意图[xvi],就像他后来在信中写的那样,他仅仅是一个农民,并不想将绘画作为武器,来表达政治的民主诉求:

  “我不认为我的灵魂全部倒向民主的一边,这并不像一些团体理解的那样,将民主加诸于我身上。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哪些靠劳动生存的人们。也就是说,我从来不想以任何原因成为一个抗辩者。我是一个农民——农民。”[xvii]

  而米勒的赞助人和传记作者阿尔弗雷德.桑西埃(Alfred Sensier,1815-1877)[xviii]也对此持有相同的看法:

  “《播种者》诅咒富人,他们说,因为他将他的谷种愤怒地撒向天空。所有人都谈论他的作品,并企图将它作为武器。但米勒并不认为他有那么重要,或那么革命。他脑中并无颠覆性的想法。他根本不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如果有那么一点声音进入他的耳朵,他也会说,听不清楚。他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工作。‘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上帝对亚当的诅咒)早在数百年前写下。永恒的命运,绝不会改变!所有人应该做的事情是寻求自己职业的发展,尽一切努力将其做到更好、更强、更巧妙,在责任和才能方面都超越自己的邻人。那是我唯一的道路,剩下的就是梦想和慎思。”[xix]

  在米勒自己和桑西埃看来,政治意图完全是无中生有,只是评论家们一厢情愿的看法。也许米勒想通过《播种者》表达一些别的东西,就像桑西埃说的那样,带有永恒意味的尊严和高贵是大多数观众都能从《播种者》中读出来的感受。这种永恒感与米勒自己常提到的一句基督教教义密切相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xx]。这是《圣经》中上帝对亚当的诅咒,走出伊甸园的人类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才能生存,人类必须通过一生的劳累来维持自己的尊严。

  注释

  [i] Etienne Moreau-Nélaton, Millet raconté parlui-méme, Paris: Henri Laurens, 1921, vol.Ⅰ, p.86.

  [ii] T. J. Clark, The 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9), p.94.

  [iii] Paul de Chenneviéres, Letters sur l’art français, Argentan, 1851. Quoted in Alexandra R. Murphy, Jean-Francois Millet,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4, p.32

  [iv] Léon Clément de Ris, Salon Review in L’Artiste, February, 1851. Quoted in Alexandra R. Murphy, Jean-Francois Millet,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4.

  [v] Théophile Gautier, Salon Review in La Presse, March 15, 1851. Quoted in Alexandra R. Murphy, Jean-Francois Millet,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4.

  [vi] Paul Haussard, Salon Review in Le National April 15, 1851. Quoted in Alexandra R. Murphy, Jean-Francois Millet,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4.

  [vii] F. Savatier-Ungher, Salon Review in La Démocratic Pacifique. Quoted in Robert L. Herbert, ‘Millet Reconsidered’, Museum Studies, vol. 1, 1966, pp.33-34.

  [viii] Robert L. Herbert, “City vs. Country: The Rural Image in French Painting from Millet to Gauguin”, Art Forum, vol. 8, February 1970, p.29.

  [ix] Auguste Desplaces, salon review in L’Union, January 29, 1851. Quoted in T. J. Clark, The 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p.94.

  [x] [英]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杨保筠、刘雪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xi] 同上。

[xii] Maurice Agulhon,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trans.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95-104.

  [xiii]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T. J. 克拉克也论述到这一现象,他认为尽管农民们将选票投给了波拿巴,但是他们这样做却是“为着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T. J. Clark, The 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9, p.79.

[xiv] Maurice Agulhon,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trans.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73.

  [xv] Alexandra R. Murphy, Jean-Francois Millet,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4, pp.31-32.

  [xvi] Alfred Sensier and Paul Mantz, La Vie et l’oeuvre de J.–F. Millet, Paris: A. Quantin, 1881, p.130; Etienne Moreau-Nélaton, Millet raconté parlui-méme, Paris: Henri Laurens, 1921, vol.Ⅱ, pp.137-138.

  [xvii] Alfred Sensier, Jean-Francois Millet: Peasant and Painter, Translated by Helena De Kay, Boston: James R. Osgood and Co., 1881, p.189.

  [xviii] 桑西埃1815年生于巴黎,1848年进入政府工作,作为国家美术馆办公室秘书长服务于内务部, 1850年作为专员服务于一个艺术机关,稍后又成为内务部办公室专员。1851年7月,他是内阁职员,1857年成为总秘书,负责工人住房问题,再然后是任职于政府和慈善机构之间的联络部门。1873年,桑西埃获得了荣誉罗马骑士。1877年2月7日去世。在作为一个公务员的同时,桑西埃也是一个半职业的艺术经纪人和收藏家。他对现代风景画非常有兴趣,这使得他和巴比松的艺术家建立起友谊,并通过自己的赞助、写作和其它方式来支持这些艺术家们。1840年代末期,桑西埃成为米勒和卢梭的代理人。桑西埃与米勒之间建立一种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并为他撰写了第一本传记。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875年米勒去世。

  [xix] Alfred Sensier, Jean-Francois Millet: Peasant and Painter, Translated by Helena De Kay, Boston: James R. Osgood and Co., 1881, p.111.

  [xx] “By the sweat of your brow you shall eat your food”,《创世纪》,3:19;完整的这段话是:“你必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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