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硕:一桩陈年的刘国松抄袭李长之往事
2019年04月07日 11:04:55    作者:何怀硕   来源:澎湃新闻
  刘国松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墨艺术家,也出版过一些中国画的著作,台湾地区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大美术系及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多年前发现刘国松早年出版的口袋书《临摹‧写生‧创造》书中有抄袭1944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旧版书《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李长之著)的内容,并于前不久发现新的抄袭证据。

  对此,刘国松及其女儿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本早年旧书是引用了李长之先生的内容,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国台湾地区有戒严规定,故在著作中没注明引用大陆学者姓名。

  40多年前,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看到一本1944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的旧版书《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书号6153/4473),作者是李长之,我发现画家刘国松1967年由文星书店出版的口袋书《临摹‧写生‧创造》书中抄袭这本绝版书的部分内容。

  台湾地区艺术家刘国松(左)与学者李长之(右,1910-1978)

  台湾这位画家的画论早年已有过被揭发抄袭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旧文的“前科”。我发现了刘君又一个抄袭的新公案。因为当时我客居纽约,没有对此写文章揭弊,后来我回台北任职,日久也忘了。

  2009年5月,我收到《孙中山纪念馆馆刊》第二十三期,里面有刘国松的文章,文题:《我的创作理念与实践》。文末并注曰:本文为作者于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文稿。刘文说:

  “文人画的基本精神可以分三方面来讲:一、是男性的,二、是老年的,三、是士大夫的。”

  1967年刘国松《临摹‧写生‧创造》书中第四页语句略有不同:

  “中国绘画的基本精神可由三方面来说:一是男性的,二是老年的,三是士大夫的。”

  在这里,作者无意中透露了“中国绘画”与“文人画”在他的认识中是同一个东西,显然不对。但这不是本文重点,且不谈。 这三个论点是刘氏自己研究、思考所得吗?不!1944年只有33岁的那位山东老乡李长之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里面第五页便有:

  在主观上看,中国人对于画所要求的,是三点,一是要求男性的,二是要求老年的,三是要求士大夫的。

  刘君与李长之所说这三点,字眼与次序都一模一样,不仅此,刘文连这三点的延伸论述,以及所举古书上的论述,都多所抄袭。显然1966年及2009年的刘文剽窃了1944年学者李长之的智慧财产,成为刘的见解,前后两次,绝无疑问。(但刘君把李长之“中国人对画的要求”说成“中画的基本精神”,却是牛头马嘴。)

  1944年重庆出版李长之该书现在很难见到,我在1977年已从哥大中文图书馆影印全书,后来收录由我主编,中国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近代中国艺术论集…艺海钩沉》第六集之中。有此书者便可查证。 

 刘国松著作《中国现代画的路》 (1965)

  刘国松论画的书只有薄薄二册:《中国现代画的路》 (1965) 及《临摹‧写生‧创造》 (1966)。最早于1970年,台北《新夏月刊》第八期就出现了第一篇揭弊文章《抄啊—抄啊—画论竟是由抄中得到的——从刘国松君的 〈画与自然〉 谈起》。作者是新竹高中教师黄祖荫先生。这位艺坛前辈,一直在新竹教书、写文。

  黄先生揭发刘氏剽窃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 (原刊1940年中国大陆当年极负盛名的《哲学评论》第八卷第五期)。黄先生将“刘文”与“宗文”大量抄录对照,然后说“刘君这样东抄西袭,游击式的恶性剽窃,令人眼花撩乱。”并讽刺刘君在《自序》中说自己“表里一致,对艺术热爱,对艺术忠诚。……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对人不诚,就谈不上人格;如果对画不诚,就谈不上画格”。结果他的“文章”却是大量剽窃。而且是“囫囵吞枣地乱抄,甚至抄也抄错了…”这样大胆“盗作”,却敢如此自我标榜。

  十几年后,香港艺文界又有多人写文章检举刘氏更多抄袭、剽窃的实证,是当年香港轰动文坛的丑闻,这些都可以查阅1985、1986年香港《南北极》、《FOCUS周刊》等报纸、杂志。历史档案具在,这里不必详加引述。刘氏两本小书,竟先后被揭发剽窃了宗白华、无名氏 (卜少夫)、林风眠等名家的著述。这是少见“店小赃多”的案例。

  四十年来揭弊已多,但还没有人发觉刘氏抄袭李长之的著作,因为李长之那本书大概已快绝迹了。该书出版于抗战末期,物资极度匮乏,该书纸张粗而薄,见证了那个不可思议的艰苦时代。我为了在中国台北收入文献,逐字用放大镜抄录,1991年在《艺术家》出版社印行。(编按: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李长之文集》十卷本,第三卷收录文艺理论)。

  李长之 (1911-1978年) 是才华洋溢的学者。二十五岁写《鲁迅批判》,后来写过《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名著,数十年来被引为经典,他曾为译康德三大批判而苦学德文,惜因战乱未酬壮志。“文革”被批斗,1978年去世。中国台湾因为有那一个禁书的时代,助长了抄袭、剽窃之风。但那不正是考验文人的“人格与风格”的试金石吗?在改革开放之前台湾1960年代有刘凤翰的《圆明园兴亡史》,1980年代有刘文潭的《美学》,两者都因被揭发抄袭、剽窃前人,刘凤翰从此退出文坛,刘文潭当年从台大哲学系退出回到政工干校,亦早已退休,黄祖荫先生八五高寿2015年辞世。

  刘国松被揭发多次。他以前都以早年中国台湾地区戒严,不能书写中国大陆学者姓名为由搪塞,但到了2009年及以后台湾地区早已解严、开放,仍没有反省、改正,竟重施故技,便难以自圆其说。我是四十年前“故事”的知情者,很难再缄默不语;知情不报,等于协助作伪。

  创作与写作,诚实是起码的自律。当代是讯息、出版泛滥的时代,助长了文风的虚浮。所幸法律对智慧财产权的重视,以维护正义。古人所谓“太史简”、“董狐笔”,今人以为是天方夜谭。其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屡颠踬,屡复兴,正因为有此脊梁,有此正气。

  注:何怀硕,1941年生,知名画家、艺术理论家和散文作家。毕业于台北师大,后留学美国并获硕士学位,现在台湾从事美术教学、评论和创作。

  刘国松,1932年生。14岁学画,17岁定居台湾,20岁改习西画。1956年,刘国松从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创立"五月画会",主张"全盘西化"。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刘国松回归水墨实践,以拓墨法、渍墨法与特殊的纸质进行创作,并提出"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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