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修复在当下是否会引发“非黑即白”大辩论
2019年04月29日 09:04:10    作者:崔金泽   来源:澎湃新闻

  巴黎圣母院前不久的大火令世界痛惜,大火过后,修复问题被广泛关注,有专家认为崩塌的尖塔是1860年由建筑修复师欧仁·埃马纽埃尔·维奥莱-勒-杜克设计加建的,属于19世纪“风格性修复”之结果,“风格性修复”曾被拉斯金抨击,并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中被根本否定。因此尖塔倒塌后是否值得被恢复建造,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欧洲,还会像19世纪时那样,就历史建筑的修复,展开“非黑即白”的原则性大辩论吗?在欧洲人对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解更趋多元的当下,巴黎圣母院将如何修复?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承诺的“让它‘比原来更美’”会是何种模样?

从巴黎圣母院钟楼俯瞰尖塔,2018年2月。崔金泽 图

  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6点半燃起的大火,吞噬掉了法国“头号”历史建筑巴黎圣母院几乎全部的木质结构。这座始建于850余年前的哥特风格教堂,有着石质的外立面和内部穹顶,但是在穹顶以上、屋面以下的部分,这些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的纯功能性结构,则是由橡木架筑而成。这些构件硕大,密集地排布在黑暗的屋顶下,像是一个封闭的“火柴盒”。

  烈焰中,圣母院交叉甬道上方的尖塔折断、坍塌,这一悲情的时刻引得众多巴黎人在街头下跪祈祷,甚至失声痛哭。这座尖塔平日里被教堂正立面的钟楼遮挡,只有在河对岸欣赏圣母院的侧影时才可以看到它的存在。通过媒体的拍摄转播,尖塔摧折的影像引起全球观者内心巨大的震动,戏剧性地成为了圣母院浴火涅槃的象征,印刻在挥之不去的公共记忆里。

  

正在崩塌中的巴黎圣母院尖塔。

  “风格性修复”的概念,曾被维奥莱-勒-杜克定义为将一座建筑按照理想的历史风格,恢复到过去任何时候可能都不曾存在过的完整状态。其时,这一理念曾被英国作家、神学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强烈抨击,因为他认为建筑的首要目的是取悦上帝,而自然力的破坏更是代表上帝之力量的“崇高美”(sublimity),是人类无法也不应该通过修复手段而逆转的。拉斯金的理念最终引导出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这个概念,而风格性修复则在1964年发布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中被根本否定。今天的欧洲,还会像19世纪时那样,就历史建筑的修复,展开“非黑即白”的原则性大辩论吗?根据数年来的旅欧学习心得,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欧洲遗产修复的多元实践

  首先,纵览欧洲的现代遗产修复实践,即便是在1964年《威尼斯宪章》颁布之后,仍然是百家争鸣,理念上并未全然向宪章统一。可以说修复巴黎圣母院有可能产生争论的一切选项,都已经被实施过、辩论过。

  修复火毁的屋顶和尖塔首先需要回答的选项,肯定是要恢复,还是保持其废墟的状态?如果选择恢复,那么是要复建原样,还是创建新态?如果选择原样,该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还是更具耐火性的现代材料和简便快捷的现代施工?如果选择新态,是要让创建物更具历史性,还是现代性?

 

 巴黎圣母院灾后修复的所有可能性。 崔金泽 制图

  在欧洲,历史建筑损毁后被当作废墟保护的案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比比皆是。二战中被炸毁的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在1957年胜出的重建方案中原计划清除废墟,由于民众强烈反对,残断的塔楼得以部分保留并融进现代主义的设计中。更接近当下的例子,要数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院(Glasgow School of Art)。这座建于19世纪末的建筑是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作,2014年失火,在耗资甚巨的修复工程即将验收之际,因施工管理不善,于2018年6月15日再次焚毁。两次被火烧,残存的墙壁因坍塌危险不得不被拆除,重新修复所需的费用已成天文数字……这座历史建筑是否还具有恢复的意义,相关各界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二度失火后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

  《威尼斯宪章》针对考古遗址的第15条指出:“……对任何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只允许归安,也就是说,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件重新组合。”这是否意味着,宪章颁布之后的欧洲,就没有复建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这类工程在近期愈发流行。2008年7月,斥资500万欧元的法国凡尔赛宫(Versailles)皇家大门复建完工。这座大门原是凡尔赛宫的正门,建于17世纪,后毁于法国大革命。复建工程属于政府实施的“大凡尔赛”17年整修计划之一部分,经由法国国家遗产委员会论证通过,旨在再现路易十四(Louise XIV)时代的王宫盛况。新复建的大门及围墙全长80米,钢骨镀金,装点了顶级工匠打造的10万片镀金树叶,虽然复原依据并不完全充分,仍可看作是当代欧洲采用原材料原样复建古迹的新作。而在德国,目前仍在进行中的柏林城市宫(Berlinerschloss)复建工程曾引起长达20年的争论。这座普鲁士宫殿于二战时被毁,前东德政府将其视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而铲平,原址建立国际主义大厦“共和国宫”。两德统一后,“共和国宫”因意识形态而被拆除,复建的宫殿三面严格仿古,但内部则重新设计,用钢混结构容纳现代化的博物馆展场和演艺设施,是采用新材料原样复建的典型案例,预计将于2019年9月完工。

复建后的凡尔赛宫正门,2018年2月。 崔金泽 图

复建中的柏林城市宫,2015年2月。崔金泽 图

  至于目的不在恢复原样的再建工程,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Reichstagsgebäude)改造当属著名案例。国会大厦的主体创建于19世纪末,1933年纳粹党在此窃取威权,二战中被苏联红军攻破,拱顶于1954年拆除。冷战后,重获统一的德国联邦议会决定迁回旧址。改造方案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在历史建筑中安插全新的议会空间,同时妥协于政界压力再建拱顶,用玻璃和金属结构赋予其全新的外观,悬空的环形走廊让人可以俯瞰正在进行中的民主讨论。与彰显现代性相反,创建新态的再建也可以让建筑比损毁前更具历史性。1992年,始建于11世纪的英国温莎城堡(Winsdor Castle)失火,烧毁包括9间国家外交大厅在内的115间房间。城堡中举行国家宴会的圣乔治大厅(St George’s Hall)屋顶彻底被毁,由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主持的修复并未恢复其原貌,而是进行了仿古设计,按照14世纪的风格建造了托臂梁屋顶(hammber-beam roof),使其更具“古意”。

 柏林国会大厦,2015年2月。崔金泽 图

  温莎城堡圣乔治大厅,火毁后。 图片来源:goodhousekeeping.com

  温莎城堡圣乔治大厅,再建后。

  今天,欧洲人对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解更趋多元。在经历了19世纪的大辩论和上世纪60年代统一思想的尝试后,至少从实际操作上看,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文物修复中存在宗教般“唯一真理”的可能。1994年发表的《奈良文件》指出,对于真实性的判断不应基于任何固定标准,而应将其置于创造该遗产的本土文化中考量。可见,无论是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探索的角度看,就圣母院修缮进行“大辩论”的空间都是十分有限的。

  “伴习”,仍具活态传统技艺的工匠行会体系

  这次在大火中崩塌的巴黎圣母院尖塔,虽为维奥莱-勒-杜克所设计,但他并未采用自己在其他项目中常用的铸铁结构,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建造行会的加入。基于对圣母院之特殊性的认识,以及行会建造能力的了解,他特别设计了一个加高加大的纯木质尖塔,以期与建筑的整体气质相符,并由当时行会最优秀的匠师们依照“古法”施工完成。维奥莱-勒-杜克本人不仅熟稔哥特风格的设计原则,同时也对结构工程着迷。1860年,尖塔刚刚竣工就接受了罕见风暴的考验,作为当时巴黎最高建筑的它丝毫未损,堪称结构设计与传统施工的杰作。

 

 巴黎圣母院尖塔设计图。来源:维奥莱-勒-杜克,《11-16世纪法国建筑辞典》(1856)

  建造尖塔的行会体系至今犹存,叫做“Compagnonnage”,可译为“伴习”(由匠师伴随的学习),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5世纪。“伴习”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环法”游学(Tour de France)、入行仪式、课内传授、行规学习、技术实习等步骤的传统技艺传授体系,其中的游学环节耗时最长,学徒需要在5到9年之内辗转于不同的匠师学习各地的乡土技艺,其间吃住都要在特定的会馆,由专职女管家打理生活。只有在完成所有环节并亲自制作一件“杰作”之后,学徒才可以正式获得匠师的头衔。手工业行会在法国的完整保存是独一无二的,于2010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尔(Tour)“伴习”博物馆收藏的木工行会老照片。 崔金泽 翻拍

  由于仍具备活态的传统技艺和工匠行会体系,法国也是西欧国家中特别善于采用原材料、原工艺修缮、乃至复建历史建筑的国家。正在进行中的贵德隆城堡(Château de Guédelon)建造计划,堪称是世界最大的实验考古学项目。从1997年破土平整地基开始,建造工程不仅按照12、13世纪的城堡设计范式开展,而且力求在每一个细节严格采用中世纪的技术与材料,甚至连工人服饰都认真还原。除此以外,各个行会还广泛参与文物古迹的修缮。小到未达登录级别的历史建筑,大到世界遗产地的修缮,都可以见到传统匠师的身影。比如建于17世纪的贝桑松堡垒(Citadelle de Besançon),在200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地,其历史建筑的木构屋顶复原修缮,就是由行会主导的。

 

正在用中世纪技术建造的贵德隆城堡肋拱。来源:guedelon.fr

 

 非遗匠师正在修缮世界遗产贝桑松堡垒。来源:historicalcarpentry.com

  2005年,由我国古建维修领域的数位专家联合署名的《关于中国特色的文物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的共识(曲阜宣言)》发表,其中的基本精神,尤其是按照“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进行修复的“四原原则”,与法国传统建造行会主导的维修理念不谋而合。讽刺的是,与法国的盛行相反,《曲阜宣言》至今仍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认可,因与国内理解的所谓“西方理念”不符,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误解,也许才是中国专家质疑圣母院复建的根本原因。

  对风格性修复的主流价值认同,从“解修复”到申遗成功

  虽然在19世纪的争鸣中,拉斯金所宣扬的“保护”(conservation)派最终胜出,但是这并未带来风格性修复的彻底终结。

  对维奥莱-勒-杜克的辩论曾在1979年到达顶峰。这一年,位于法国图卢兹的圣塞宁巴西利卡(Basilique Saint-Sernin de Toulouse)大教堂遭到“解修复”(de-restoration),维奥莱-勒-杜克19世纪修复时的改动被去除,以还原其罗马风(Romanesque)的外貌;与此同时,在首都巴黎,却有四个大型展览纪念维奥莱-勒-杜克逝世100周年,同期发表的众多学术论文奠定了法国此后对其认识的基调,正面的评价已成共识——维奥莱-勒-杜克是19世纪的优秀建筑师、最具影响力的修复师、乃至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1997年,卡尔卡松历史城墙要塞(Ville fortifiée historique de Carcassonne)申遗成功。在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经历的情况下,法国人采纳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给出的建议,不再囿于《威尼斯宪章》的制约而回避维奥莱-勒-杜克曾实施风格性修复的事实,而是相反,将风格性修复本身视为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之一。最终,ICOMOS在评估文本中明确阐明,维奥莱-勒-杜克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最伟大”的建筑师-修复师,而其所领导的这场运动,虽然旨在通过修复而让历史建筑“更浪漫”“更历史”,却早在1989年已被ICOMOS及世界遗产委员会视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至此,维奥莱-勒-杜克的风格性修复彻底完成“遗产化”。从1979年被铲除,到1997年申遗成功,巨大的转变代表了风格性修复的历史价值已在欧洲成为共识。

  

“巴黎塞纳河畔”世界遗产保护区划,主体为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城市景观,圣母院(红点处)为一个微小但重要的组成部分。来源:whc.unesco.org

  回到巴黎圣母院本身,虽然维奥莱-勒-杜克的修复在19世纪时确曾饱受争议,但是当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法国人更多地是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座优雅的建筑。正像是同样遭受过严厉抨击的19-20世纪巴黎旧城改造,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也曾对巴黎中世纪的珍贵历史街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拆除。然而时至今日,巴黎被公认为世界最美丽、浪漫的城市之一,奥斯曼的改造也早已作为历史城市景观而申遗成功。同时期被改造的圣母院,正是“巴黎塞纳河畔”这项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评估中根本没有出现维奥莱-勒-杜克的名字,而是被当作中世纪建筑的杰作、以及哥特风格兴起的代表。这就把对风格性修复的价值认知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单单是对其历史意义的理解,而更多地是回到理念本身进行评判,换句话说,即对维奥莱-勒-杜克的设计结果——而不是思想——进行赞美。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自2008年起得到改造、再建的山西大同城墙,在一百年后,作为“传统城市景观杰作”的组成部分而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再建后的大同城墙,2018年8月。 崔金泽 图

  如何修复圣母院?

  在大火之后的第二天,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在电视机前承诺,法国将重建圣母院,并让它“比原来更美”。而接下来展开的国际设计竞赛也提出设问:新的修复是否应该对人们今天所面临的“技术与挑战”有所反映。这就是说,保存圣母院火毁后的废墟状态这个选项,已经第一时间被法国政界排除;且在剩下的可能性中,利用新材料原样复建、和添加具有现代性的新态构筑物更有可能会符合竞赛的预期。然而,这仅仅是法国政界的声音,它也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法国国内近期仍未平息的社会动荡,正像前文所列举的德国柏林城市宫和国会大厦案例一样,政治投机的属性不言自明。

  与马克龙几乎同时,法国各大传统建造行会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接受国家媒体的采访,坚定地认为圣母院应该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复建。从法国考古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刚刚发出的特别通讯来看,这个观点也得到了遗产与学术界的一致赞同,因为维奥莱-勒-杜克的调查和设计图纸保存完备,尤其是倒塌的尖塔;再加上法国传统匠师体系的强大建造能力;以及当前西欧对风格性修复的普遍正面认知——原样复建可以说是最为可行、合理的选择。更何况,圣母院作为“巴黎塞纳河畔”这一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有的外观已经具有超越本体之外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保存完整的巴黎城天际线来说,原样复建圣母院的屋顶,就像填补油画上一个微小但具有重要图像意义的破洞,无可厚非。

  诚然,这种推论也不能排除在保持原样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新材料而使屋顶和尖塔更具耐火性的可能。早在1980年代,比利时人就把布鲁塞尔圣弥厄尔和圣古都勒主座教堂(Cathédrale Saints-Michel-et-Gudule de Bruxelles)的木构屋顶改造,用钢混的横梁替换掉糟朽的木梁,并且在屋顶内砌筑隔墙,以使其不至于在失火后全部烧毁。从这一点看,巴黎圣母院几乎就是反面教材。

  布鲁塞尔圣弥厄尔和圣古都勒主座教堂,2016年3月。 崔金泽 图

  五到十年之后,无论法国人最终呈现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圣母院,它都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惊诧。就像雷峰塔之于鲁迅、圣母院之于雨果一样,历史建筑无论是幸存还是倒掉,它带给我们的,始终应该是超脱于物质存在以外的情感共鸣。只有呵护好我们接收、感知这种“价值联结”的能力,保护文化遗产才可能具有任何丝毫的意义。对于巴黎街道上那些下跪祈祷的民众来说,来自拉斯金、勒-杜克、乃至马克龙的任何说教都注定苍白无力,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浴火的信仰与濒临灭亡的美。

  反观自身,中华民族从来不曾欠缺形而上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艺术与建筑的领域。如何认识、保存我们与本国遗产之间的独特“价值联结”,而不是用别人过时的理论来“削足适履”,阻断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价值感知的能力……这,也许才是此番思辨最有意义的拷问。巴黎圣母院的火毁,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洞察法国、乃至欧洲人与自己的遗产实现“价值联结”的机会。而对现代修缮实践和价值认同的梳理,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孕育了《威尼斯宪章》的欧洲,并没有羁绊自己的脚步而成为“铁板一块”,在探索符合国情的保护与修缮之路上,我们还需更加勇敢、自信。

面对大火,圣母院外下跪的巴黎市民。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勒迈尔国际保护中心 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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