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再新:广东现代画坛三题——黄宾虹与张虹交往新考*
2019年06月11日 18:06:43    作者:洪再新   来源:美术学报

  2003年“广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以后,近现代艺术研究日益走向纵深。重新检视笔者《学术与市场间的张力:从黄宾虹与张虹的交往看广东人的艺术实验》[1]所涉及的相关图像和文字,可以看到20世纪世界艺术与广东画坛互动演进的新命题。这不仅因为黄宾虹与张虹(1890-1968)[2]往来书信又有新的发现(图1),其数量和保存的完整性,在黄宾虹友朋书札中,仅次于他和傅雷的通函状况[3],弥足珍贵[4],而且同一案例可揭示的社会艺术史面向,足以提出新问题,启迪来者。  

图1 黄宾虹与张虹书 1948年4月5日 私人藏

  从整个人文艺术研究的趋势看,黄张交往作为黄宾虹研究的一部分,得以继续走向纵深,和千禧年来各类专题数据库的出现同步,形成与数码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媲美争胜的学术平台。籍此东风,我们可以从个人图书馆[5]转向更丰富的史源[6],揭示学术演进的自律性。

  这一自律性,恰好从黄宾虹——张虹交往的案例显现出来,因为广东现代画坛的这三个议题,一、金石运动与“中国画学衰敝论”,二、粤东画坛与上海“国画复活运动”,三、“艺术救国”与以民为重的未来观,反映了研究近现代艺术史学术景观的巨大变化。

  议题之一是黄宾虹在其1925年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画学谈/时习倾向之近因》的开篇提出的“中国画学衰敝论”之指涉[7]。笔者在2003年的文稿中指出,该文先刊于易孺(1873-1941)在上海创办的《华南新业特刊》,同时由广州《七十二商报》转载,翌年初又收录在广东《国画研究会特刊》的事实,而对该论点“寻衅蹈瑕,遂为一时所排击”之所指,尚无着落。对此,王中秀先生又有重要发现,落实了黄宾虹1911年9月25日载于《神州日报》的《荀廔画谈序》为其出处[8]:

  昔邓完白工书,肆力北碑,一洗前人南帖柔靡之习。包安吴、吴攘之,扬波助澜,学风所扇,家汉魏而户齐梁,虞欧而下,皆以为不足观,而独画学一途,积弊相沿,去古愈远。近罹庚子之厄,皇家旧藏,流入异域,碧眼紫髯,人共知缣墨之可宝,犹不靳兼金白璧之价,蒐求于劫灰故纸之余。旷代瓌宝,恒集都市,目论之士,若无甚轩轾于其间。神皐美术,终以不振,非学者之耻乎?余不自揣,因摅所见,笔之简端。持论踳驳,不无与世乖迕,然寻源泝流,当亦不囿于时者之所许也。于是乎书。

  其他相关的发现,是1912年在广州《时事画报》第2期刊出该文时,将初刊“皇家”一词易为“大内”,点明辛亥革命后的时代特性。

  据此,我们可以探求从1911/12年到1925/26年,对中国艺术界,特别是沪广两地的读者,“衰敝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换言之,“衰敝”是相对何者而言?2015年,笔者在《全编》序文中,有这样的解读:

  通过对中外艺术史的真切考察,黄宾虹日益明确了他在1911年《荀廔画谈序》提出的原创思想,即在看到中国画学衰敝的同时,强调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金石碑学昌盛引发的绘画革命。……这使他的言行清楚地区别于康有为、陈独秀、李长之等人重复惊叹的“衰敝论”,体现了超越同侪的过人识见。《全编》记录下黄宾虹多面向的立体思考,在中国艺术界旷古未有。

  不难看出,黄宾虹和包括张虹在内的广东友人的砥砺切磋,是他的学术生命线之一。他每一次重大的认识飞跃,都建立在和这些粤友的对话基础上。如邓实与黄宾虹思想演变的关系[9],由1905年《古学复兴论》,带出民学、民史的精神,影响深远。邓实主持《美术丛刊》的编纂出版,成为黄宾虹《荀楼画谈序》采用“神皐美术”概念的出典。与此同时,“美术”概念注重“雕刻”,也启发了黄宾虹对“篆刻”造型艺术特色的再认识[10]。

  黄宾虹把着眼点放在邓实“古学复兴”的先秦玺印文字,通过大众媒体《时报美术周刊》宣扬他的学术主张——“乃西欧东亚,同时响应,不期而合,诚可异己。”[11]笔者最后一次应中秀先生之邀为《黄宾虹手拓集古玺印存》(图2)作序[12],和张虹随后将要考察的日本美术界有关,代表性也比较突出,可以引为例子,展现中外艺术沟通的趋势[13]。黄宾虹1911年《荀楼画谈序》洞察到了这个趋势,最后引出他1943年以降申扬的“道咸画学中兴论”[14]——“这部印谱的受赠人长尾雨山先生(1864-1942,图3)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书画家、鉴赏家。……长尾所著《中国书画话》,虽未及篆刻,但总体论述清末金石碑刻运动,对东瀛学艺界有积极的影响。据此,黄宾虹所赠的这部印谱,构成了其金石学概述的有机链环。”[15] 

图2 《黄宾虹手拓集古玺印存》 2018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书影

图3 黄宾虹手书题赠长尾雨山 1913年 私人藏

  黄宾虹手拓所藏古玺印谱也在国内艺术圈流传,其中1917年赠给高剑父之弟高奇峰的四册本,除题记外(图4)[16],多有释文(图5),是现存同类手拓印谱中的上品[17],寄托了他对岭南革命画师的高情厚谊[18]。与此同时,他在岭南读者熟悉的《真相画报》(图6)、《艺观》画刊(图7)等媒体上,刊载其集古印拓,扩大金石学影响。

  

图4 黄宾虹 《集古玺印存》题记 1917年 私人藏

  

图5 黄宾虹 《集古玺印存》释文 1917年 私人藏

图6 黄宾虹所藏三代古玺(金银铜三品)(采自1913年《真相画报》第12期)

 

图7 黄宾虹所藏周秦汉魏古印(采自1926年《艺观》画刊首号)

  笔者2003年的文稿分析了张虹由师从高剑父到转向国画研究会的情形,但未留意他和桥本关雪(1883-1945)的交往及游学日本的情况。原来,张虹“与邓秋枚(名实,号野残,顺德人)有同乡之谊,过从尤密。邓氏主办《国粹学报》及神州国光社,收藏颇富”[19]。也在此际,“因邓之介,与日本画人桥本关雪游。桥本甚风趣,能说国语。喜收购中国书画,最爱查二瞻之作,藏有数十帧。不久,桥本回日本,先生亦随东渡。因桥本之介,遍访日本美术学校教授,相与研讨艺事,及教授方法。桥本以为习画应分两类:其一为艺术与工艺相联系;其二为欣赏画,须有独特风格——此即吾国历代流传之士夫画——作者涵泳诗文书法:故其成就彼此互有异同。桥本又云:‘日本艺术,在表面观之似甚进步,究不能与中国悠久历史相颉颃。’尝有诗句云:‘西京余子真堪笑,不识东方五岳尊。’盖谓一般西京画家多为尝到中国,不知中国画迹之高深也。先生因悟画道须从古本求印证,与天然会合。古人‘以造物为师’,即是之故”[20]。

  从时间上推算,张虹由上海赴京都(东京及日本其他城市?)再由上海返回广州,参加了和高剑父对立的一派“癸亥合作社”,在《国画研究会特刊》上和黄宾虹一起发表文章,探讨世界绘学。从一个时代潮流,认识到德国表现主义“与吾华之写意画吻合”。这一认识有多少受到日本画坛和桥本关雪启发[21],不妨从黄宾虹讲述高剑父1927年春去日本迅速回转的故事,作一参考。“一日,(高剑父)自粤顾余沪上,自言到此未访他友,拟即乘舶而东,返须年余,精求画境。一别而去,仅兼旬而返。余异而问之,乃徐徐言,曰:而今知专心研求中国古画矣!述其东渡,访旧友人,言明所来意,友引之登楼,令观古名画,皆中国明代李流芳、查士标真迹,一一为之指导,且云:我辈略师其法,已得盛名,子盍归而求之,当有胜于此者。遂感其言,信不我欺而返。”[22]高剑父不像张虹和桥本关雪接触多时,因此在日本看其所藏查士标作品,意识到觉悟已晚矣[23]。

  通过学术数据库,可以日益清晰地重构类似的联系,破释诸多悬案。例如《全编》将浙江省博物馆藏黄氏手稿《欧画》系于1924-1925年间所撰,现在来看,不仅呼应张谷雏《世界绘学之表征及时代变迁》的文章主旨,且和黄宾虹1928年在广州《国画研究会》欢迎会的演讲题目《世界上美术之流派》若合一契[24]。

  与1925年《中国画学谈/时习倾向之近因》直接相关,笔者2003年文稿第二个需要展开的议题,关涉到1924年到1926年间广东国画界折衷派与传统派大论战的起因(图8)。笔者1995年注意到这个问题[25],2001年王中秀先生设问,“不知(黄宾虹)这篇文章是不是导致广东新旧画论战的导火线”,并由“导火线”这个比喻,推论“似乎本应该发生在黄、高之间的论战倒没有出现,而广州的这场辩论倒像是黄、高的易地之战”。他从黄宾虹与高剑父的情谊,细腻地分析了个中的微妙关系[26],有助于笔者稍后讨论张虹与高剑父的师生之谊及其分化和对立。然而,为什么“沪粤港三地交流中,以黄宾虹对‘国画研究会’的影响最惹人关注”呢?[27]其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图8 《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一览表 1928年

  事实上,这也是笔者和中秀先生后续系列研究的重点[28]。广东国画界的那场论战曾被看作是美术界最早的全国性讨论,随着对沪粤两地绘画研究的全面铺开,如《岭南派在上海》[29]、《国画复活运动与广东中国画》[30]等专题的收官,使其整体画面大为改观。笔者2013年在《中外现代绘画的交汇点:回顾1920年代初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一文里,讲述了该议题的“缘起”:

  2011年元月二日,我和王中秀先生一同参加了“意之大者:首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的学术论坛“世纪之辨:近代中国画的论争之路”。身为与会者,我对这个艺术史课题的第一反应,是想把我和王先生近十年中的通信交往,尤其他所关心的中国绘画发展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所呈现的宏大历史画面,通过论坛作一展示。在和王先生互相查证史料,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检讨尘封已久的“国画复活运动”就成为我们新的学术兴奋点。于是我作了1920年代初上海“国画复活运动”的专题发言,勾勒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首次学术论战的要点。王先生随后在《迷茫悟通 拓展——换个视角考察黄宾虹画学的演绎历程》《撤退还是转移:国画复活运动前夕的折衷派》等系列论文中,不断展开相关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如2013年11月在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举办的《国画复活运动与广东中国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显示了最新的动态。[31]

  这样重要的学术议题,随着专题数据库的出现,引发了令人振奋的突破。2018年2月15日,中秀先生来函告知:“上午仍在释文,有新发现,请打开我前传给你的《时事新报》图版之1923年12月9日关于(上海)美专12周纪念展览会评语之二之文,有‘国画复兴运动’之语,可见胡怀琛的‘国画复活运动’不是他杜撰出来的。”他在《刘海粟年谱长编(1896-1949年段)》稿本1923年12月9日项下写道:“《时事新报》刊登邓履冰《评美专十二周纪念展览会之洋画》一文。”“同期《时事新报》刊出王轸远、查溯生分别整理之展览会留言的摘选。在这些对来宾(的)评语答复里,可以看出此际中国画从(重)新回归画坛中心的趋势已势不可挡。”

  ——王轸远《评语一束之一》:“在这里有几句话:‘并不是褒扬的就揭载出来;并不是贬谪的就埋没过去;也不是看姓名为标准——知名的揭载出来,不知名的就忽略过去;是给大家有讨论价值的评语,摘录了一束在下面。’……6. 宋聘三先生的话:‘参观各部风景人物,欧化东来,文明进步,不可限量,更能兼以旧法,则益美矣!’(王评)近一二年来,高唱国粹绘画的声浪,已如狂潮涌起。以东方人的性情、习惯和对象,用西方的画具,来创立新东方的新绘画,不是有一部分人们提倡的言论主义么?像宋先生这样意思来劝我们的,也有许多人了。但现在还只能在纸上谈谈,不是预先立定目标,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做的。画界的趋势,常顺着自然的变迁,因变迁到什么样子,而旁观者加以一个特称的名词,好像新印象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立方派、表现派、未来派……,都是有了那一派的作品出现,才定出那一派的名词产生。现在我们要规定一种方法来做规定一派的绘画,这恐怕是办不到的事情,未知先生以为然否?”

  ——查溯生《评语一束之二》:“……8. 龙德卿先生的话:‘吾于五十分钟时间,遍览贵校中西作品,增我如许快感,实深感激!西画乃应潮流趋势,而国画也不能不藉此更为重视之,以保存吾国固有之艺术,诸君以为如何?’(查评)我们已经在极力的作国画复兴运动,然而我们并不是如此排斥西画,我们要提倡研究国画的原因还是在国画存在和研究的价值!”

  由以上两个近现代艺术史的大问题,透露了黄宾虹——张虹交往案例的最新进展。也许有的读者会感到困惑,研究黄、张及粤友的关系,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把1920年代初在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和1920年代中期在广东出现的国画论争联系在一起?现在知道,这个答案非但肯定,而且必然。笔者在《全编》序文中,对此做了概述:

  “复活”相对于“衰敝”而言,构成艺术史上一对重要的语词范畴。黄宾虹对这一范畴的认识,随着时光流逝,往纵深拓展。以《荀廔画谈》为标志,他一反崇南抑北的传统作派,超越各家门户的藩篱,既得益于邓实关于经学“不分汉宋”的国学观念,又回应了王国维“学无古今、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的普世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摒弃“入主出奴”的宗派观,唯真理为是,这也是他面对1920年代初上海“国画复活运动”中各种实验途径的基本态度,旨在走向多元的现代。[32]

  如果说界定张虹、黄宾虹参加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身份是个表面现象的话,那么,他们交往过程背后的推力,则在于新的国画观众群的出现。耐人回味的是,他们既是作者,又是观众,相互启发,彼此激励。张虹身处岭南,不时感到寂寞,所以1947年飞往北平得黄氏亲灸,“参活字诀”,绝非虚语客套。如他《与滨虹道丈论艺》长诗所言:

  倏忽香江游,离怀十有年。

  书问尝间歇,世变岂求全。

  万里得相见,须发倍皓然。

  托兴寄图史,悠哉岁月迁。

  元旦西竺人,献瑞春花鲜。

  晨兴至日侧,欢言结坐骈。

  岂因风雪阻,停车当户前。

  法物娱清赏,好事与流连。

  殷周古逸字,散见汇为篇。

  奇正审形义,鈢文辄手笺。

  述作洵大业,斯文载道肩。

  孳孳忘倦岁,宿世文字缘。

  我来从问故,神解亡媸妍。

  透出活脱偈,得鱼便忘筌。

  美意原真善,古今一贯穿。

  故都文物薮,名记证讨研。

  演进递代改,士夫隶体传。

  气韵信生知,顿悟契以禅。

  良工难为顺,俯仰思前贤。

  当食竟忘味,恦怳语未便。

  古人遗糟粕,今人不忍捐。

  赖公知我意,此艺为公宣。

  自冬复徂春,无奈须言旋。

  尝闻以艺寄,公寿乐德天。[33]

  “赖公知我意,此艺为公宣”——对黄宾虹来说,这种学术上的酬应,同样意味深长。其中古玺印就是他为有“金石癖”的张虹示范“有本之学”的长项,就像1917年他将《集古印存》手拓注释本赠给岭南高奇峰那样[34]。继1935年在香江为张虹题写“碧山壶馆”以来,他1948年所赠的墨迹,尤为精彩(图9)。这幅篆联不仅采用古籀字体,而且钤盖“夔寽讯鈢”印。他特别说明:“此周末古印,魏地,今绥远出土。文曰:‘夔寽讯鈢’,右二字前未见,夔归贵沫,形声通假,即魏字亦然,兹附其略。”并引其印文,撰为楹语:“沫水名通夔子国,寽文型类伯舂盉”,实为难得的经典示范。其题记曰:“谷雏先生余老友,别将二十年,不远数万里,山重水复,视余于燕都,值离乱后,相见甚欢,时出劫余长物,摩娑评骘,洵足乐也。戊子初春,宾虹集古籀文摘句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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